《尘封档案》系列——234步步为艰

董事烩

孤儿寡母

1943年冬季，四川广元的嘉陵江上曾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数十名国民党军官无人生还。他们是第十三军的下级军官，此行的目的地是广西桂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力度。作为国民党的王牌部队，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手下的第十三军是第一批更换美械的部队之一。这些军官就是奉命前往桂林学习美式武器使用的。他们临时征用了老百姓的木船横渡嘉陵江，由于超载，其中一条老旧的木船行至江心时突然倾覆。

丧生的军官中，有一个名叫张德俊的排长。张德俊是山东人，原是胶济铁路职工，于1939年夏投身抗日，带着老婆孩子投考位于山东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成为第十七期步兵科学员。张德俊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为人豪侠仗义。上学期间，同学中有个山东老乡染上痨病，奄奄一息。那时国家积贫积弱，即使军人也得不到有效的后勤保障，仅凭学校的医疗条件，老乡肯定保不住性命。危难时刻，张德俊给老乡送去了五十块银元，让他去大医院看病。要知道，张德俊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这会儿又没了经济来源，还得养活老婆孩子，能拿出这么一笔钱，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名叫郑琏的老乡终于捡回一条命，就此跟张德俊成了铁哥们儿。

张德俊的媳妇名叫张秀美，像她的名字一样，长得也好看，1943年的时候，也就二十五六。丈夫遇难，对拖着一对儿女的她来说不啻是一场灭顶之灾。老家让日本人占了，她想回家也回不去，万般无奈，她就到处打听郑琏的下落。军校同学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何况，他们毕业的时间还不长。1944年春，娘儿仨历尽艰难来到陕西扶风，投奔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的郑琏。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人们常说的黄埔军校。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军校的毕业生怎么跑到宝鸡当了教书匠呢？这就得先说说郑琏是什么人。

郑琏生于1921年，山东省昌乐县唐吾镇郑家庄人氏，父亲是个画中国画的画家。郑琏的母亲就生了他一个，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弦，又给他生了三个弟弟。高小毕业后，郑琏去了青岛学开车。出师后，就成了东亚打蛋公司老板娘的司机。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岛是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中国第一条地铁就会在青岛开工了。历史上，青岛先后沦为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外国侨民相当多，他们来自德、日、俄、英、美、法等多个国家。青岛当地不仅有德文、日文版的报纸，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有青岛版。后来改名为山东大学的国立青岛大学，聚集着老舍、梁实秋等一大批文人。

郑琏打工的东亚打蛋公司是家英国企业，做的事情就是把鸡蛋打成蛋液，冷冻后运往英国。郑琏长相清秀，人又机灵，眼里有活儿，特别难得的是，他爱读书。他车里随时放着一本书，等老板娘的时候，总是静静地看一会儿，不像一般人那样，东瞅瞅、西望望，随意打发着无聊的时光。不出车的时候，他还会去图书馆自修文史。老板娘是牛津毕业，对这个爱读书的中国小伙子自是高看一眼。

1938年元月，日军在青岛崂山登陆，青岛的好日子告一段落。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郑琏一心想去打日本鬼子。老板娘极力挽留，郑琏还是离开青岛，回到了二百多公里外的昌乐老家。很快，郑琏就背起了一支汉阳造，成为县上保安团十一连的一名班长。

昌乐保安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一支游击队。郑琏他们和日本人打过几次，胜仗不多。装备落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帮人都不懂军事。一次又一次功败垂成、死里逃生，郑琏认识到，应该去上军校，好好地学习一下军事要领。

1939年夏，胡宗南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到鲁南沦陷区来招生。得到消息，郑琏马上到沂蒙山去报名。他们这些学员在安徽阜阳集结后，步行一个多月来到洛阳，然后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七分校就在西安城南的王曲，距钟楼不过二十来公里。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去王曲报到，而是先到西边岐山的周公庙进行入伍训练。训练结束，从周公庙赴王曲期间，又在西安城南的庙坡头住了一阵儿。在此期间，七分校又从陕西省内招了少量学生。

郑琏他们中队来了两个插班生，其中一个叫于希长，来自陕北洛川。从于希长那里，郑琏第一次听说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况，知道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有大批年轻人到延安参加革命了。于希长跟郑琏睡一张通铺，晚上熄灯，于希长没少跟他说起边区的事儿。郑琏挺纳闷儿：“那你为什么没去延安，反倒来西安上七分校？”

“你没去过，陕北生活太苦……”于希长的陕北口音听起来像伤风感冒。他告诉郑琏，从势力上看，共产党比国民党差得太远了，将来成不了气候。那个年代，像于希长这样功利主义的想法，在年轻人中还是占主流的。

上了七分校，郑琏对国民党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国民党的种种弊病，他非常反感、失望。和精神上的苦闷相比，生活条件的艰苦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世上居然有不花钱就能上大学的地方，那他郑琏为什么不去投延安呢？

尽管志向不同，但郑琏跟于希长处得不错。被窝里，他们可以无话不谈。于希长说，他有个舅舅在洛川，是个买卖人，经常穿过封锁线到陕北做生意。郑琏就跟于希长要了他舅舅的地址，还让于希长给他写了封介绍信。这事儿，于希长当然不能跟任何人说。

1942年春天，郑琏向校方请假，要进城看病。因为此前郑琏生过大病，差点儿没了命，所以没费任何周折就获得了批准。照着纸条上的地址，郑琏找到了于希长的舅舅，由此人领着深更半夜过了封锁线。到了富县，边区民兵把一身国民党军装的郑琏押到了甘泉镇。在这里，他见到了延安来的一位赵科长。

赵科长二十五六岁，清瘦，不修边幅，穿一身挺旧的八路军军装。他说话挺客气，拿个笔记本，一边问郑琏，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他问的，无非是郑琏的个人经历、七分校的情况，以及他去延安的理由。

“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等赵科长拧上钢笔、合上笔记本，郑琏迫切地问道。

赵科长是东北口音：“你还是先回七分校吧，回头我会派人来找你。现在，还不方便让你去延安。”

郑琏瞪大眼睛：“为什么？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呀！”

“我也没说你说假话呀。只是延安的大学现在不招生，你去了也没地方待。放心，回头我会派人找你的。”赵科长始终是笑嘻嘻的。不过，郑琏觉得，他的笑是居高临下的。这种笑，让他觉得心里没底。他千辛万苦地穿过封锁线，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2013年6月，笔者曾专程赶往乌鲁木齐，采访已经九十一岁的郑琏老人。郑琏的家位于扬子江路一个老家属院里，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只是因为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采访中，郑琏提到1942年春天去边区的那段经历时说：“解放后，我到西安药王洞陕甘宁边区公安厅报到时，跟接待我的情报处秘书蔡玉华说起过这事儿。”走南闯北多年，郑琏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什么山东口音。“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当追溯到1942年春天。可蔡玉华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再提这段经历。”

那个年代的人，对别的事情可以不计较，但对自己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却非常在意。蔡玉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没人能证明我的经历，就等于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这方面有很多惨痛教训。何况，我只知道接待我的人是延安来的‘赵科长’，连人家的名字都报不出来。”郑琏老人声音不大，说话时，特别长、特别白的长寿眉在轻轻地抖动。

实际上，那次审查郑琏的人，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富县检查站站长赵去非。在情报工作方面，赵去非是边保（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一位干将。石志文、杨宏超等人，都是经他的手才成为谍战中的传奇人物。1942年，正值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过程中，“逼供信”盛行，很多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被打成了“特务”。像郑琏这样有国民党背景的，多半也是这个结果。

“听了蔡玉华的建议，我从此守口如瓶，再没跟人提起过这段经历……”说到这里，郑琏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我胸闷，要吸氧了，抱歉。”

在郑琏的印象中，1942年的春天，关中已经暖风拂面、桃红柳绿，边区却乍暖还寒，小麦还没有拔节，空气里弥漫的是车前草、艾草和芨芨菜混杂的气息。这次边区行，被郑琏视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赵科长让人把他“护送”出边界的时候，他鼻子一酸，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回到七分校，郑琏一直盼着赵科长派人来找他，可是，等到毕业也没见有人来。

1943年春天，七分校十七期学员毕业，郑琏被分配到甘肃酒泉的第四十二军，在特务营机枪连当了一名排长。不久，听说部队要开拔，但不是往抗日前线走，而是要去新疆，郑琏更加失望。当初上军校也好，后来去延安也好，郑琏都是为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可如果去了新疆，还到哪儿去打鬼子？于是，郑琏下决心要离开这支部队。

想走，就得有去处。这个时期，郑琏和陕西的同学、朋友联系就比较多。其间，郑琏从同学那儿弄到了两本影响他一生的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另一本是沈志远的《唯物辨证法讲座》。那时候，郑琏才二十出头，说话没把门的，动不动就跟别的军官大谈“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最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如果说这种思想倾向只是让人觉得他是个另类，那么，指名道姓地骂当官的克扣军饷，就要得罪人了。

1943年冬，四十二军要组建一个新兵团，营里抽郑琏带十二个老兵班长去接新兵。途经平凉的泾川县时，郑琏瞅个空子跑了。也许，上司早就对这个异己分子不放心，郑琏没跑多远就被五花大绑地抓回来。团长要把郑琏当场活埋，幸好营长出面说情，才把他关进了泾川监狱。

郑琏的命运和他的老乡、《隋唐演义》里的秦琼十分类似，每到危难时刻，就有贵人出手相助。郑琏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军校的一个朋友把他救了。

国民党暂编五十九师（即解放战争时在沙家店战役中被彭德怀歼灭的整编一二三旅）有一个团驻扎在泾川，郑琏的同学孙元昌在这儿当通讯排长。孙元昌跟郑琏同岁，山东临朐人。那么，昌乐与临朐相隔多远呢？也就六十公里，现在同属潍坊市。这俩人的山东话都是一个口音。不仅是同乡，俩人还特别对脾气。当初驻扎在岐山周公庙的时候，一中队的郑琏和四中队的孙元昌经常一起唱京戏。本来就是老乡，又有共同的爱好，他们俩的关系当然是“杠杠的”。听说郑琏被关进泾川监狱，孙元昌比他还急，赶紧花钱活动关系把他给弄了出来。

还是在七分校的时候，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白崇禧曾来七分校校阅。桂系的白崇禧本来对蒋系就不以为然，赶上十七期学员招生时，河南、山东已经沦陷，生源紧张。不得已，只能放宽条件。否则，像张德俊这样拖家带口的，怎么可能被选上？

白崇禧嫌胡宗南招来的学员质量不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考试团到西安来搞甄别考试。这一下，各总队都慌了神，赶紧相互之间借兵，就这样，还是查出了上千名不合格的学员，十七期学员六成都被淘汰，郑琏所在的十四总队被取消，并入十二总队。那些被勒令退学的学员认为自己上当受骗，跑到西安请愿。胡宗南在皇甫塬和韦曲塬设了两道防线，抓了几个闹事的，余下的大部分送到离王曲不远的皇甫营房补习文化，叫“特科”。这些人最后也发了毕业证。

郑琏、孙元昌有个被淘汰的军校同学曲森在陕西省扶风县政府当了秘书。曲森也是山东人，之所以能到扶风干上这差事，是因为他跟扶风的刘县长是老乡。通过曲森介绍，1943年底，刘县长把郑琏安排在扶风县豆会镇的私立新民中学教国文和历史。

本来以郑琏的个性，也不会安心待在偏远的豆会镇教书，但郑琏在这儿待得却挺踏实。其实，他是被一套书迷住的。郑琏爱看书，来到这儿，就去泡学校的图书馆。没想到，私立新民中学的图书馆里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而且是没人翻过的新书。书只能在图书馆看，不让借出去。于是，郑琏天天晚上泡在图书馆，直到管理员下班才回宿舍。

就是这时候，张德俊的遗孀张秀美找到了学校。张秀美来扶风，其实是冲着郑琏和曲森俩人来的。在军校，张德俊跟曲森的关系也非常好。别的同学都在部队里，多是排长一级，张秀美没法儿去投靠；唯有曲森和郑琏没在军队，而且还都在扶风。一下子多出三张嘴，郑琏、曲森的负担就重了。曲森帮忙在县城租房，把娘儿仨安顿下来；郑琏又请刘县长帮忙，让他在豆会镇粮管所兼了个库管员的差。

1944年春，也就是张秀美带着俩孩子投奔郑琏、曲森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河南。受战事影响，陕西境内的陇海铁路裁员，郑琏又遇见了另一个同学刘学祯。

和曲森一样，刘学祯也是半道离开七分校的十七期“特科”学员。当军官不够格，可刘学祯却是个有才华的国画家。抗战期间，年纪轻轻的刘学祯居然办过个人画展，他的一些画作上还有臧克家的题诗题词。那时候，藏克家就已经很著名了。

战乱年代，靠画画刘学祯当然养活不了自己。他工作的地方是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铁路一裁员，刘学祯只得自谋出路。宝鸡离扶风不远，他和曲森、郑琏经常见面，和张秀美娘儿仨也熟悉了。不久，刘学祯找到了新工作，在国民政府大荔财政缉私所当差。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张秀美娘儿仨很同情，也经常给他们捎钱捎粮，等于和郑琏、曲森一起养活他们。刘学祯和张秀美之间逐渐有了好感，1945年春，两人结了婚。从此，张秀美娘儿仨在宝鸡安顿下来。而刘学祯、张秀美的家，也成了日后郑琏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再入边区

一次，郑琏到大荔找刘学祯。刘学祯没在，郑琏就去县上的文化馆翻阅报刊。结果，他看到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有一篇《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记》。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的情况，特别是延安大学不拘一格收学员的报道。郑琏的梦想被再次点燃。

郑琏有个朋友，在周至县税务局当职员。此人和郑琏一样，早就向往延安。5月间，郑琏到周至找到那位朋友，两人密谋投奔延安的事儿。此时，孙元昌已是暂编五十九师参谋处的作战参谋，随部队驻扎在陕西三原县。郑琏专门去了趟三原，让孙元昌帮他找路子去边区。

郑琏的军校同学陈立民跟郑琏也是死党。陈立民是青岛人，一张嘴，“喝酒”就成了“哈酒”。上学时，郑琏大病一场，在身边天天照顾他的人就是陈立民。陈立民分到了陕西保安团，因为是杂牌部队，他倒是很快当了连长。郑琏给陈立民写了封信，约他到周至来，还是商量去边区的事儿。陈立民的朋友老韩也在保安团当连长，他的部队就负责看守三原与边区交界的地带。7月份，陈立民回信，让郑琏去找老韩。

见了陈立民的介绍信，老韩对郑琏和他的那位朋友挺热情。可一听他们要从他的防区去边区，老韩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们这儿查得特别严，要是敢把你们放过去，你们前脚走，后脚长官就得把我抓起来。”接着，老韩给他们出主意，“我认识一个淳化的老汉，经常背上棉花去边区换东西。你们要是真想去，可以花些钱，让这个老汉把你们送过去。”

老韩说的这个办法，和郑琏第一次去边区的路数类似。郑琏觉得，这个办法应该靠谱。于是，他和那个朋友分头进行准备。朋友负责筹集路费，郑琏负责搞情报。当时，大荔驻扎着一个美械装备的军。郑琏通过同学关系，对这个军的驻防情况进行了解；再找到孙元昌，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去边区的路子，让孙元昌把暂五十九师守封锁线的情况告诉他。他把弄到的这些情报整理成一份材料。

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完成，8月初，哥儿俩来到三原，跟老韩会合后，雇了三头毛驴骑上，去了淳化县西北角的一个村子。老汉五十来岁，又黑又瘦，个头只有一米五几。一见面，老汉就把自己的烟袋锅让给老韩抽，看上去两人很熟。老汉收下钱，说当晚就走。

半夜，老汉领着郑琏二人悄悄出了村。一路爬沟越岭，时而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时而猫着腰一路小跑。郑琏二人早就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这样走了三四个钟头，天麻麻亮，庄稼地里突然冒出几个端枪的人：“站住！干什么的？”

郑琏不由得浑身冰凉，心说：完了。不料，老汉笑呵呵跟端枪的人打招呼：“别开枪，自己人！”又跟郑琏二人说，“咱到地方了，他们是边区的民兵。”

听老汉说明了来意，民兵们对郑琏二人挺热情，把他们领进了附近的一个村子歇着。天光大亮后，郑琏二人被带到了中共赤水县委，一个自称县上统战部长的小伙子安排二人住下。这个赤水可不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贵州赤水县，而是属于如今的旬邑县。赤水的马栏就是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的诞生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栏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关中分区的“首都”。

郑琏二人住了一宿，被统战部长派人送到了马栏。见到地委统战部的一位干事，郑琏递上了之前让赤水统战部长看过的那些情报。接着，郑琏的情报和他们二位一起，被转送到关中保安处。关中保安处处长由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兼任，副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的边保情报专家于桑。

接待郑琏二人的，是保安科的丁超科长。丁超让郑琏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自传，以及来边区有什么诉求。要说诉求，他们二人都一样，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学。可材料交上去之后，丁超以组织的名义告诉郑琏，和他一起去的那位朋友可以留在边区；而他呢，还得回去。

“你是七分校毕业的，懂军事，在胡宗南部队又有这么多同学关系，组织上认为你有做情报工作的条件。边区正缺你这样的人才，也缺这方面的情报。经研究，组织上决定要你回白区做地下工作。”

听了这话，郑琏一脸失望。有了第一次去边区和那位赵科长打交道的经历，郑琏猜测，眼前的丁科长又在跟他玩太极推手。丁超看出他在想什么，拍拍他的肩膀：“不是立即回去，你要先在这儿接受培训。这工作可比你到延安念书重要得多。你先住下来，咱们慢慢聊。”

这天晚上，郑琏就住在丁超的窑洞里，两人聊了个通宵。郑琏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居然跟自己如此义气相投。虽然做的是情报工作，但郑琏能感觉到，丁超对他的真诚是不掺半点儿假的。

住下来之后，郑琏从别人口中得知，丁超在边区可是有“丁才子”之称的。他是陕西凤翔人，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了。在培训的两个月里，丁超指导郑琏读了大量理论著作，把郑琏领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在情报工作方面，郑琏还是个门外汉，丁超则安排郑琏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国人民都以狂欢的方式庆祝着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即使在偏僻的山沟马栏，欢呼声、爆竹声、敲打搪瓷脸盆的声音也是彻夜不息。担心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发现，郑琏在北边山坡机关驻地接受封闭培训，即使在这样的欢庆之夜，他也不能下到坡底去。听着远处的喧闹声，郑琏静静地坐在北山坡的窖洞前，任眼泪肆意流淌……

一场初雪过后，黄栌树上的红叶就落尽了。离开边区前，中共关中专署的杨专员和郑琏谈了话，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临别，杨专员紧握郑琏的手，用力地摇了摇：“我们等着你立功的好消息啊！”

1945年11月上旬，丁超领着郑琏先到了柳林镇。丁超叮嘱他，如果能够进入胡宗南司令部之类的要害机关当然好，如果做不到，也不强求，要根据条件量力而为，也可以专门去收集边区封锁线上的情报。除军事情报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也要收集。

第二天，丁超委托一个做买卖的耀县人把郑琏带出边区。丁超紧紧握住郑琏的手：“好兄弟，多保重！也许，咱们要等到胜利才能见面了！”

封锁线上

郑琏给组织上留的固定联系地址中，有一个是“宝鸡邮政储金汇业局郑鸿飞转”。郑鸿飞是何许人呢？

郑鸿飞，山东德州武城县人，比郑琏年长两岁。如果生在和平年代，郑鸿飞可能会前途无量，因为他当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学霸”。郑鸿飞毕业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中，那会儿，能从偏远的武城考到省立高中的可没有几个。郑鸿飞上高中后，日本鬼子占领济南，学校的外语课由英语改成了日语，郑鸿飞的英语、日语都很棒。高中毕业，再想上大学，不行了。国家正经历战乱，还有哪儿的大学能正常招生呢？郑鸿飞为前途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他被委任到恩县当县长！

恩县就是现在的平原县，与郑鸿飞的老家武城县是邻县，哲学家任继愈、作家邓友梅都是恩县人。高中毕业就能回邻县当县长，这不就是衣锦还乡吗？但那得看是什么年代、谁封的官。郑鸿飞的这个官，是汪伪旗下的山东省政府任命的——实在是人才匮乏，伪政府才跑到省立高中拣学习好的毕业生任用。

郑鸿飞是“学霸”，却不是书呆子。他当然知道，当这么个县长，就是把汉奸当牢了。从学校老师那儿一得到信儿，他就知道大祸临头，唯一的办法就是脚底抹油。郑鸿飞一路往不打仗的地方逃，一直跑到陕西宝鸡才安顿下来。因为有文化，他先后在宝鸡宝大酒精厂当过技术员、在千阳县中学教过书，1942年，郑鸿飞考取了宝鸡邮政储金汇业局的邮务佐，捧上了战争年代格外珍贵的“铁饭碗”。

邮务佐是个什么职务呢？这就得说说民国时期的邮政管理。以中国近代邮政发祥地上海为例，职员序列从上至下为邮务官、邮务员、邮务生；实习生序列包括拣信生、信差、听差、额外听差；而工人序列包括邮差、邮役、杂役，总共十等。邮务长、副邮务长（1936年起改为局长、局长帮办）属于政府的特任官员，不在此列。1928年起，邮务官、邮务员改称甲等邮务员，邮务生改称乙等邮务员，拣信生改称邮务佐。

邮政人员的薪水是按照职务等级确定的。1924年，一个刚入邮局的信差工资为银元14.5元，资深的信差最高工资为37.5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市面上一袋二十五公斤的面粉是两块多钱，一斤烟台苹果约两角左右。如此算来，只要当上信差，解决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不成问题。信差还是低阶职员，邮务员的薪水就更高了。因此，邮局的差事在那时十分吃香、竞争激烈，报考邮务员、邮务佐，门槛相当高，甲等邮务员需大学毕业，乙等邮务员要高中毕业，邮务佐至少也得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的人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

名牌高中毕业的郑鸿飞当个邮务佐，当然有点儿小小的屈才。但颠沛流离中，能有个稳定的生活来源才是最重要的。1945年初，他又考取了邮务员，同年5月，被调到四川万县专区邮电局任分局局长。不过，这个时候升官和高中毕业时升官情况类似——当然，这都是后话。

郑琏是1943年通过同学曲森认识郑鸿飞的。郑鸿飞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又有文化，和好读书的郑琏有很多共同语言。从边区回来，郑琏先在郑鸿飞这儿落脚。郑鸿飞经济比较宽裕，能养得起他这个白吃饭的朋友。

郑琏弄到的第一份情报，还是来自孙元昌。在边区，郑琏已经把孙元昌的情况如实汇报给组织。孙元昌和他一样，是在边区挂了号的情报员。从边区回来后，郑琏从宝鸡给孙元昌写了信，两人相约在三原县城见了面。这时候，暂编第五十九师已改编为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部设在三原县东里堡，孙元昌在旅部参谋处当参谋。在旅馆里，孙元昌连夜写了一份关于整编第一二三旅的详细报告，还画了一幅兵力分配图。郑琏通过之前约定的方式，将情报送了出去。

1946年2月，郑鸿飞捎给郑琏一封“张富贵”（党组织代号）写来的信。郑琏、孙元昌的情报受到了组织的肯定，组织上让郑琏尽可能多地了解封锁线上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于是，郑琏来到三原东里堡，住在了孙元昌家。

其时，孙元昌刚结婚不久。他媳妇陈玉琴比他小五岁，山西人，抗战期间跟着她姑姑跑到了陕西。1945年，陈玉琴从陕西省立三原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到淳化县小学教书。陈玉琴在三原女中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叫郭淑惠，陕西泾阳人。女中毕业后，郭淑惠又上了陕西省红十字会高级护校。寒假期间，郭淑惠来三原东里堡找陈玉琴玩，正好郑琏也在，四个年轻人过得特别开心。两年后，郑琏和郭淑惠结了婚，从此风风雨雨携手一生。

孙元昌在参谋处的同事里有个少校参谋卢文德，是七分校十四期的，算是孙元昌、郑琏的师兄。卢文德是山东莒县人，和孙元昌租住在一个院子里，也有家小。军队里，最铁的圈子无非老乡加同学。卢文德比孙元昌资历深，平时对这个山东老乡比较关照。两家住在一个院子，谁家吃点儿什么好的，肯定要给另一家分些尝尝。经常接触，郑琏发现卢文德跟他们是一路人，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也是一肚子牢骚。卢文德的军校同学，有好几个在陕西省保安团当团、营长，就驻扎在国统区与边区的封锁线上。郑琏以找工作为名，让卢文德给他几个保安团的同学写了推荐信。郑琏提上礼物挨个儿去请，酒桌上，把他们的兵力配备以及调动情况都弄到了手。

郑琏在马栏培训时认识了关中分区保安分处秘书陈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后来陈鉴告诉郑琏，当初他们提供的封锁线情报，对边区人员出入封锁线以及物资交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杏黄了，麦熟了，转眼间进入6月份。郑琏骑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三天两头往外面跑。一天，他刚回到东里堡孙元昌家，孙元昌、卢文德面色严峻：“你让人盯上了，赶紧走。”

参谋部的情报参谋严鸿诚是“军统”的人，因为孙元昌、卢文德的关系，跟郑琏也认识。表面上，他也跟郑琏嘻嘻哈哈，但他早就开始怀疑郑琏了——一个军校毕业生，不在部队干，也不在外面找工作，整天闲住在孙元昌家，而且老在封锁线上转悠，不是共党间谍能是什么人？私下里，严鸿诚把这事透露给另一个情报参谋阎逢汉，说已经向上峰汇报，准备把郑琏抓起来。阎逢汉跟孙元昌关系不错，如果郑琏被抓，孙元昌当然脱不了干系。眼看朋友要遭大难，阎逢汉赶紧找机会通知了孙元昌。

郑琏没敢耽搁，马上去了西安。他的新落脚点在雍兴公司陕西分公司南院门门市部的连保震那儿。

雍兴公司是宋子文旗下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营的一个附属企业，成立于1940年，主要经营棉纺织业。由于资本雄厚，又有中国银行所属的中国棉业公司做后盾，豫陕一带的好棉花绝大部分都收到了雍兴公司的打包厂里。公司成立后短短两三年内，就在陕西和甘肃经办了十三个厂矿。抗战时期，大后方一共才十几万个纱绽，雍兴系统就占了七万多，是当时西北实力最强的垄断资本。

连保震也是郑琏的军校同学，而且不属于被淘汰的那部分，但他毕业后没在部队干，而是到雍兴公司南院门门市部做了职员。因为他的推荐，郑琏成为公司的试用职员，主要工作是为公司所属各工厂采购办公用品。对这份工作，郑琏很满意。一是有了经济来源，二是可以东跑西颠，有时间去西安绥署以及城防部队找同学聊天，从中收集情报。这期间，孙元昌两次让妻子陈玉琴来西安给郑琏送情报。为了工作便利，郑琏还让卢文德在西安东木头市太平巷一号租了房，卢文德的太太彭幼文带着孩子住了过来，太平巷一号就成了郑琏又一个联络点。

雍兴公司的待遇不错，本来，三个月试用期一满，郑琏就可以成为正式职员，薪水再涨一大截。可他只在这儿干了一个月，7月下旬的一天，郑琏正在西安街头的瓜摊吃西瓜，有人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一回头，郑琏看到一张长着一对小眼睛的四方大脸，一笑，眼睛就没了。呵，这人是他的军校同学孔繁诚。

孔繁诚是山东曲阜人，军校毕业后，他被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接受特务训练，现为交通警察第十六总队的一个中队长。孔繁诚告诉郑琏，他们从四川来，准备接手陕西的铁路警务。十六总队有三个大队，其中三大队去了山西，一大队将接手潼关至天水的警务，二大队将接手咸阳至铜川的警务。

“当个小商人有啥意思呀？军校不就白上了？”听说郑琏的近况，孔繁诚深为惋惜，一个劲儿劝说郑琏加入交警总队。面对老乡加同学的一片诚意，郑琏看上去动了心。

孔繁诚所在的中队驻扎在咸阳。过了几天，郑琏利用去工厂办事的机会，去咸阳找到孔繁诚，让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拿着这封信，郑琏到宝鸡找到了十六总队二大队的梁大队长。正是用人之际，梁大队长对军校毕业生郑琏印象不错。他让郑琏先回西安，等着总队批复。

到了宝鸡，郑琏当然要见郑鸿飞。他把要去交警总队的事儿跟郑鸿飞说了，郑鸿飞一声长叹：“老弟，我觉得你的书都白念了。之前我推荐你去教书，你不肯去；推荐你去《宝鸡日报》当副刊编辑，你也不去。现在，你在雍兴公司干得好好的，却偏要去当什么交警。你当这是个什么好活儿？”

郑琏当然不是被孔繁诚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的。他考虑去二大队，是看中这是一个靠近边区的军职，便于收集封锁线上的情报，也便于和孙元昌、卢文德联系。

不久，十六总队的批复下来了，郑琏被任命为二大队机枪中队三分队的分队长。到职后郑琏才知道，十六总队原来是东北的铁路警察，九一八事变后退到关内。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这支铁路警察部队被“军统”收编，上上下下的正职都是“军统”特务。像郑琏这样只是军校毕业，没受过特务训练的人不多。当然，郑琏的官也小，不过相当于一个排长。而那些副职呢，一张嘴都是一股大碴子味儿，郑琏所在三分队的队副老金是朝鲜族，已经年近六旬。

事情的发展出乎郑琏的预料。到交警总队没几天，突然接到命令，二大队开赴河南郑州接管平汉路北段警务，次日一早就出发。郑琏肠子都悔青了，后悔不该离开西安。怎么办？开小差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他待的地方可是“军统”的特务窝子。且不说交警总队是军事化管理，不请假出不了门，就是逃出去了，他从此就是黑人黑户，没有立足之地。如此一来，他还怎么弄情报呢？但是，来不及请示组织了，他只好先跟着去郑州。

第二天一早，在宝鸡火车站，郑琏正在集合队伍，突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孙元昌的同事、“军统”特务严鸿诚。严鸿诚也看见了郑琏，矜持地冲他点了点头。

奉调河南

这时，郑琏又巴不得马上离开宝鸡了。火车开到陕州，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部队下车吃饭，满头大汗的孔繁诚出现在郑琏跟前：“你认识严鸿诚？”

“认识。他跟孙元昌是同事，俩人不对路数。他是不是又说我是共产党？”

孙元昌也是孔繁诚的同学，郑琏一说，孔繁诚就明白了。孔繁诚说，严鸿诚现在调到了宝鸡警备司令部，发现郑琏后，他立即找到了梁大队长，把郑琏举报了。“你是我介绍过来的，刚开车，梁大队长就把我叫去了。我说，你是我军校最好的朋友，爱看书，有学问，不过一直怀才不遇，牢骚多了些，可能有时候说话不注意场合。不过，忠诚方面绝对没问题。梁大队长也觉得这个严鸿诚有点儿小题大做。”

郑琏终于稍稍放心。孔繁诚摘了警帽，他的脑袋像一个散发着蒸气的火车头，一边擦着汗一边叮嘱：“干我们这行，都有怀疑一切的职业病。你以后说话做事还是注意点儿，这里可不比一般的部队。”

到了郑州，二大队却一直在待命，因为黄河以北的平汉铁路始终不通，他们无法履职。在郑州驻扎下来，郑琏马上跟组织取得联系，他提供的回信地址是“郑州市东关华光实业公司会计室张云沛转”。

前文提到过，郑鸿飞流落到宝鸡后，曾经在宝大酒精厂干过一段。这个“宝大”以及另一个名叫“宝光”的酒精厂，总经理都是郑琏一个名叫程顺堂的同乡，论辈分郑琏应该管他叫叔叔。抗战胜利后，企业家们都雄心勃勃地想抓住机会大干一场。程顺堂看好的地方，就是铁路纵横、交通便利的郑州。他到郑州大办实业，开了个华光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程顺堂以前的总会计师张云沛是郑琏的好朋友，这次也跟着老板来了郑州。

在郑州期间，郑琏在大街上偶遇军校同学卢振声。两人都很高兴，找了个饭馆小酌。当然，更高兴的是郑琏。他听说卢振声在刘峙的郑州绥靖公署作战处任作战参谋，而且卢振声还有个当军长的叔叔。

卢振声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公子哥儿，人不错，但是个大嘴巴，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上军校时，郑琏有点儿烦他，但这会儿，却特喜欢听他吹。从此，一有空儿，俩人就凑到一起喝一杯。于是，郑州绥署的军事意图、部队变动等情报，都从郑琏这儿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

因为老乡加朋友的缘故，郑琏和张云沛的交往也很频繁。张云沛说，程顺堂交结非常广，陆军上将孙震每到郑州，必到程顺堂家做客。提到孙震，读者可能不熟悉，他的侄儿孙元良比他有名；黄埔一期毕业的孙元良有个儿子，名叫孙祥钟，后来在台湾当了演员，他的艺名叫秦汉。

1946年12月，孙震由四川调到郑州绥署当副主任，兼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对程顺堂非常信任，连私人财产都托付给程顺堂打理。程顺堂把郑琏看作自己的晚辈，孙震来访，从不让他回避；孙震对这个很有眼色的年轻人也不反感，说起话来不拿他当外人。从此，郑琏就经常去程顺堂家，收集到不少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

郑琏所在的二大队，还曾两度守过“花园口堵口”。说到“花园口堵口”，就先得说说当年蒋介石炸花园口。1938年兰封会战失利后，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晏勋甫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提议，决开黄河之堤，阻挡追击的日军。程潜遂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回电批准。担任扒堤任务的是守卫黄河的商震部。起初，决堤口选择在中牟县境内堤坝较薄的赵口。可赵口泥沙太多，扒不开，于是，蒋介石命令贵州来的新八师扒其驻防的花园口。新八师连扒带炸，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决堤造成89万百姓死亡，1200万亩耕地被淹，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大面积受灾。中国人以惨重的代价，延缓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国民政府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夏天，郑琏从他在郑州绥署的同学卢振声那儿得知了蒋介石要在花园口堵口的消息。卢振声说话总是自信满满，比如，陈述一件新闻，他一定要同时扮演评论员，把个人见解加到里面。这次他对郑琏说：“蒋委员长命令，限三个月把口子堵上，让黄河回归故道。这一方面是还他炸开大堤的账，另外也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不过，这回卢振声说得没错。黄河故道一线大多数是解放区，花园口的口子一旦扎上，黄河回归故道，这片地区又将变成一片泽国。蒋介石等于是把“以水制敌”的故伎重演一番，只不过此时，他的敌手已经由日本人变成了共产党。

得到这一情报，郑琏赶快向组织汇报。此后，郑琏所在的机枪分队先后两次执行过花园口堵口工程警卫任务。蒋介石曾下令限期完成堵口，否则要严办。即便如此，工期还是拖得很长，最后于1947年春天合龙，郑琏还得到过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合龙纪念章呢。

再次失联

从1947年5月起，郑琏就再也得不到组织上的任何回音了。此时，胡宗南占领延安已有两个月。郑琏当然无从知道，关中保安分处的干部们都已经变成了居无定所的游击队员，情报工作全面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哪怕是出于对丁超人格上的信任，郑琏也坚信，组织上不会放弃他。

不光组织联系不上，孙元昌、卢文德也随所在部队去了陕北，郑琏与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本来，郑琏在郑州开拓出的情报来源，组织上是很感兴趣的。可是，弄到手的情报送不出去，情报就失去了价值。那么，自己还有必要在郑州待下去吗？到了7月份，组织上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郑琏决心回陕西去。

此时，交警总队正在办一个警长训练班，把郑琏调去当教育副官，负责编制教学大纲和安排每周的课程。郑琏琢磨，如果此时逃跑，铁路沿线可尽是交警总队的“军统”特务。明白了危险，他就不敢贸然行动了。正为怎么跑发愁时，郑琏又遇到贵人了！

郑琏的军校可真是没白上，他的同学关德忠专门来郑州找他。关德忠的父亲关露霖在西安绥署教导第二总队第九支队当上校支队长，此时，部队正在河南驻马店招兵。关露霖是行伍出身，书念得不多，脑子里装的都是旧军阀那一套。他让儿子给他举荐个得力的人当副手。关德忠听说郑琏在郑州，就专程赶来说这事儿。郑琏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这是返回陕西最好的办法。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郑琏带了三个亲信的警长，抬着他的两箱子书，坐南下的火车到了驻马店，当上了关露霖第九支队的副支队长。8月份，第九支队就奉命开赴陕西。

部队一进陕西，郑琏就给丁超跟他约定的高陵、庄里两个地址写了信——在马栏，丁超曾跟郑琏交代过，任何时候都不能直接去接头。部队驻扎在华阴一带时，郑琏请假回了趟西安。卢文德的家小在东木头市太平巷一号，郑琏想去看看组织上有没有把信回到那儿。卢文德的妻子彭幼文告诉他，没见有转给他的信。离开东木头市，郑琏又去南院门找连保震，连保震那边也没有郑琏的任何信件。

在西安住了一宿，郑琏赶到宝鸡，郑鸿飞那边也一样，没有转给他的信；再折腾到三原，找到孙元昌的妻子陈玉琴，情况依旧。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郑琏不知道该往哪里飘，急得不得了。这工夫，他所在的教二总队已经到了铜川，准备开赴延安。到了延安，会不会有机会联系上组织呢？郑琏赶紧追上部队。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他梦想中的延安。

走到半路，传来了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在陕北吃了大败仗的消息。这就是8月20日发生在米脂北边的沙家店战役。孙元昌、卢文德所在的整编一二三旅就属于第三十六师，听到这个消息，郑琏心情复杂。最好的结果，是孙元昌、卢文德被俘，这样，他们就能找到组织。可万一他们死在战场上呢？

部队行进到洛川，正好遇到第一二三旅在收容残部。郑琏过去一打听，居然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孙、卢二位。俩人都好好的，连轻伤也没负，只不过都是灰头土脸。过去，二人收集的情报都是通过郑琏交给组织的，他们自己和组织上并没有任何联系。对他们来说，郑琏就是组织。见了郑琏，他们问今后该怎么办。郑琏心里也没数，只能告诉他们：“等到了延安，我看看情况再说。你们等我的信儿。”

延安满街都是国军官兵，郑琏想不出任何可以联系到组织的办法。除了心情沮丧，他还在为如何回西安发愁。从延安到西安，沿路都有国民党军队在抓壮丁。深更半夜，车马店里熟睡的客人都会稀里糊涂地被抓去，只要是小伙儿，就是店里的店员也照抓不误。如果郑琏单独往回走，非被抓了壮丁不可。想来想去，郑琏决定装病，以生病军官的名义住进医院，再争取坐医院的救护车离开延安。

上军校时，郑琏曾大病一场。看病时，他认识了军医华医生。华医生是潍坊老乡，曾在青岛上过学，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等郑琏病好，他们已经成了朋友。这时候，华医生正好就在延安的野战医院。找到华医生，郑琏突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野战医院是帐篷医院，住不了几个病号。两天后，郑琏就被救护车转送到后方医院。华医生给郑琏写了条子，让郑琏去找他的医生朋友继续帮忙。结果，回到洛川，郑琏甚至都不用在医院里住，只是每个月去领一次薪水，这样持续了半年之久。

在洛川，郑琏经常和孙元昌、卢文德待在一起。沙家店战役中，整编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新来的旅长朱侠对卢文德很器重，要他担任西安留守处主任；而孙元昌这时已不再当参谋，而是调任运输连连长。郑琏认为卢文德的差事不错，可以继续留在一二三旅收集情报；而孙元昌当运输连长意思不大，应该想办法辞了差事离开部队。

孙元昌这个运输连，不是汽车运输，而是驮马运输。他当运输连长时还有个意外收获。在陕北，他捡到了一大批书，有《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政治经济学》等。在国统区，这些书统统是禁书。孙元昌知道郑琏嗜书如命，就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偷偷运了回来。考虑到这些书如果被查出来会有大麻烦，郑琏把这些书弄到了宝鸡，分别放在刘学祯和郑鸿飞家。以后每到宝鸡，郑琏就跑到这两人家里偷偷阅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能这样闭门读禁书，真的十分奢侈。

离开军队，郑琏先去了三原，不久，孙元昌也来了。之后，两人多次去西安，还以贩川橘、川糖的名义去过宝鸡郑鸿飞那儿。去这些地方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组织上有没有回信。看到郑琏混成这样，郑鸿飞忍不住责备他瞎折腾。这时候郑琏才跟他说，自己是在给共产党那边干呢。

兵荒马乱的年月，工作不好找，何况两个开小差的军人。孙元昌拿出他这些年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小磨面房，两人从早忙到晚。在此期间，郑琏和郭淑惠领了结婚证。

1948年5月，眼瞅着麦子就要变黄，磨面房即将迎来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节。一个挂少将军衔的国军军官，带着两个随从来到了孙元昌的小磨房。少将军官四十多岁，红脸膛，湖北口音，一脚跨进院子就冲郑琏嚷嚷：“喊你们老板来！”

光着膀子的孙元昌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出来热情招呼。来人名叫甘树藩，黄埔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与戴安澜、王耀武是同一期的学员。甘树藩原来是整编一二三旅的少将副旅长，沙家店战役之前，他调到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干后勤。现在，他出任第七补给区第四分监部的分监，又回到了三原。当初孙元昌在暂五十九师当参谋时，和甘树藩打交道比较多，甘树藩对孙元昌很是赏识。此番甘树藩专门来找孙元昌，是想让孙元昌去给他当主管人事工作的参谋。

这简直是天上掉陷饼。只一个眼神的交流，郑琏与孙元昌就心照不宣。光膀子的孙元昌站起来，举起沾着面粉的右手，给少将分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承蒙不弃，卑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就这样，孙元昌重新披挂起来，又成了一个军人。此前，虽然天天在小磨房里出大力、流大汗，郑琏、孙元昌对国共战场的局势可是清清楚楚。胡宗南占领延安仅仅一年，西北战局就急转直下。1948年3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宜川大捷，歼敌近三万，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自杀。胡宗南被迫撤出延安，西安绥署的部队被重新编为两个兵团，其中陕西省主席董钊兼任司令的第一兵团的任务是防护后方，与西北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是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兼任司令的第五兵团。

联勤总部全称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是国民政府国防部根据美国顾问鲁克斯的建议，参照美军的后勤体系设立的，统一负责各部队的后勤保障。陕西属于第七补给区，其下属的第四兵站分监部是专门为裴兵团提供后勤补给的指挥机关，下辖运输部队、野战医院、兵站、各种仓库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裴兵团的一切行动以及团以上作战单元的驻地，事先都得告诉分监部。能到这儿去当参谋，不就是守住了一座情报富矿吗？

孙元昌去分监部上任不久，郑琏就把磨面房给卖了，在第五十一号兵站谋了个押运员的差事。可是，找不到组织，即使守着一座情报富矿，又有什么意义呢？郑琏就琢磨着，前方战事如此吃紧，他押运物资到前线补给，没准儿就会被解放军俘虏；即使没被俘，他离前线这么近，也应该有机会找到解放军。然而，去干了两三个月，却什么机会都没找到。

对于读书人来说，打发无聊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书。手里的书看完了，就得去买、去借；而看了书，就有了想法，就需要找有共同语言的人交流。因为这样的爱好，无论走到哪儿，郑琏都会结交两三个书友，在三原中学教书的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

李力群也是山东人，性格豪爽。此时物价飞涨，学校老师领到的薪水连自己都养不活，瘦得像麻秆的李力群却拉着郑琏去吃三原老黄家的小酥肉。吃完饭，郑琏要付钱，李力群却不由分说，像打架一样付了账。往回走的路上，两人对国民党又是一通臭骂。接住郑琏的一个话尾巴，李力群突然说：“你有没有胆子投共产党？”

不速之客

李力群告诉郑琏，他和边区已经建立了关系。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郑琏也就挑明了：“我在那边也有关系，但很久没联系了。你能不能帮我带封信过去？”

当天晚上，郑琏给“张富贵”写了封信。除了汇报他和孙元昌、卢文德现在的情况，郑琏还写到了自己失去组织后的苦闷心情。从事情报工作之后，他寄给组织的信都很简短，从不涉及个人情感，但这次，他真的动情了。他想，这封信丁超一定会看见的。

送出这封信，郑琏连日来的郁闷一扫而光。不等组织上回信，他就开始行动了。他要让自己和情报靠得更近。

第四兵站分监部的构成是这样的：分监当然是最高长官，分监之下设参谋长和参谋室。参谋室设主任一名，人事参谋一名，作战参谋三名。孙元昌担任的就是参谋室的人事参谋。参谋室之外，还有主管汽车运输的交通科，主管野战医院、救护部队的卫生科，主管各种仓库、粮品兵站的粮秣科，负责各种武器仓库和兵站的军械科，负责炮弹、子弹仓库的弹药科等。

分监部要为裴兵团服务，裴兵团的作战处就要把作战行动及团以上位置及时通知分监部参谋室，作战参谋将补给细节、时间、地点等在作战日志中一一列出，经参谋室主任、参谋长审阅，再经分监批准，由各科具体执行。

孙元昌推荐郑琏出任作战参谋。他本来就是人事参谋，又是甘树藩的红人，他的推荐立马奏效。很快，郑琏告别五十一号兵站，到参谋室上班了。

担任作战参谋不久，郑琏就发现了分监部与裴兵团之间的问题。本来，军队作战具有主动性，而后勤保障部门为其服务，天然是被动的。按常规，兵团作战处应当及时主动地通知分监部，以便不误补给。但在国民党军队，“店大欺客”是常事儿。裴兵团作战处的人老是一副“老子在前方卖命”的口气，拿分监部当家里的下人使。没辙，分监部只好反过来，主动去联系裴兵团。这跑腿儿的事，就只能是参谋室的三个作战参谋来做了。三个参谋中，刘参谋是郑琏的同学，房参谋资格要老得多，年纪也比郑琏大五六岁，跑腿儿的差事自然就落到刘参谋和郑琏身上。刘参谋私底下还有些怨言，郑琏却一句怪话也没有。

1948年8月至11月，胡宗南在澄合战役中损兵五万余人。为了遏制解放军的攻势，他除了在铜川、耀县、富平一线部署三个军之外，还以战斗力较强的六十五军为基础，另拨一个军编为十八兵团，由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兼任兵团司令，归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统一指挥。11月，裴昌会把司令部搬到咸阳，分监部也跟了过去。

一天，郑琏到军营附近一个理发铺子理发。铺子里人不多，刚一进去，面前连椅上一个顾客放下了正看着的报纸，露出一张笑脸来。这人正是李力群。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铺子，拐进一条僻静的巷道。李力群告诉郑琏，信已经捎到了解放区，给他当交通员的就是他的小舅子。这次来咸阳，是为了取郑琏搜集的情报。郑琏考了李力群几个问题，都回答无误。于是，找个无人处换上李力群带来的便装，跟他去了一家旅社。在这里，郑琏把最新情报写下来，交给李力群带走。

转眼之间，树叶落尽，关中萧瑟的冬天来了。随着前线战事吃紧，作为分监部的核心，参谋室也在高速运转，郑琏的工作非常繁忙。

一天下午，传令兵通知他，有个亲戚来找。郑琏已经多年没和山东的家人联系了，他们怎么能找到他呢？或者是郭淑惠的亲戚？作为随军家属，郭淑惠也从三原搬到了咸阳，在军营外面租房子住，左邻右舍都是她这样的军官家属。可如果是她的亲戚，去找她就行了，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也许，是组织派来的？但李力群和他有事先商量好的联络方式，完全没必要冒险跑到军营来。那么，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分监部是军队的要害部门，门前戒备森严。郑琏走到二道门里，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的小个儿正伸长脖子往里瞅。两人一照面，小个儿就冲郑琏喊：“表哥！”

小个儿是本地口音，具体说，是陕西西府口音。郑琏在扶风教过书，对这一带的口音很熟悉。自己哪有这样一个表弟呢？郑琏心里已经清楚了：“走，咱们回家说。”

郑琏家离得很近，走路也就五六分钟。进门后，小个儿伸出右手，把一个写在纸条上的“琏”字让郑琏看。字是郑琏自己写的，上面做了记号，故意和平时的书写习惯有所不同。这是他和丁超的约定，紧急情况下陌生人找他得有个凭据呀。郭淑惠正在缝婴儿的小衣服，郑琏对她说：“淑惠，你到门口去看着点儿。”

郭淑惠拿着针线活儿，搬起椅子坐到了门外。屋子里只剩下郑琏和小个子“表弟”。“表弟”不说话，像是在等着郑琏发话。可郑琏却一声不吭，一脸阴沉，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看都不看小个儿一眼。郑琏的态度让小个儿越来越紧张，不由自主把手伸进衣襟。

“把家伙放下，到里面去！”郑琏声音不大，却吓了小个儿一激灵。“表哥”腰带上也别着手枪，但他并没有去碰。小个儿定定神，把手从衣襟下收回，掀门帘子进了里间。郑琏示意小个儿坐下，“谁让你来的？”

“张富贵……”小个儿还是有些胆怯的样子。论个头儿、论力气，如果没有枪，他根本不是郑琏的对手。

“嗯，你说是我亲戚，这样还好些。”郑琏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接着进入正题，“组织上怎么说的？”

“领导让我告诉你，你们的情报非常有价值，但也要注意保护自己。今后，你们要切断跟李力群这条线的一切联系，由我担任交通员。从今以后，你跟组织联系时的化名改为‘王青玉’，孙元昌的化名改为‘李文盛’……”

两人聊下来，郑琏得知小个儿交通员名叫胡均荣，陕西乾县人。一般老百姓对军事禁区是心存敬畏的，特别是有宪兵荷枪实弹把守的地方。看上去像个农民的胡均荣却敢径直到分监部找郑琏，他哪来的这份胆子？原来，胡均荣就是个当兵的。第一次去分监部，他穿着军装硬往里闯，结果被人拦在门外。回去以后才换了便装，以郑琏亲戚的名义再次去分监部。之所以要这样冒险，实在是因为任务紧急，耽搁不得。

胡均荣在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下面的九十六军当班长。1945年初，部队驻扎在河南灵宝的关道口时，美军飞机被日本人击落，胡均荣被派去护送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回后方。那一次，胡均荣狠狠感受了一把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一路尽心尽力把美国人送到软卧车厢门口，人家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回来的路上，胡均荣骂骂咧咧，挺不平衡。身边两个一起执行任务的士兵又给他添了把火，大讲反对特权之类的红色道理，参照对象就是延安如何如何。这些话都说到了胡均荣的心里，跟这两位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后来还受他们指派，去灵宝县城送过两次信。抗战胜利后，那两个人要去解放区，让胡均荣继续留在部队，以后会跟他取得联系。

可是，胡均荣等来等去，却一直没人来找他。转眼到了1948年，国民党眼瞅着越来越不行。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吧？胡均荣决定去延安。去延安，先要靠近边区。于是，胡均荣脱离原部队，跑到三原的十七旅干了一个月，又通过熟人关系落脚到三原县的保警队。后来，他果然找到了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准备了一番，就化装成商人北上。

北上途中，有人却拿着胡均荣的照片找到了他。来人姓陈，是中共三原县委社会部长。陈部长说，那张照片是关中地委城工部的同志交给他的，他想让胡均荣给组织跑一次交通。胡均荣一心想去延安，陈部长劝了半天他才答应。陈部长让他找的人就是郑琏。胡均荣跟陈部长说好，只跑这一次。没想到，他这跑交通的差事一直跑到了国民党垮台。

当晚，郑琏安排胡均荣住在自家的二楼上。天不亮，胡均荣就被叫醒了，郑琏把已经写好的情报交给他。胡均荣当即把情报藏在雨伞头里，趁着夜色出了门。

粮草先行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孙元昌来到裴兵团司令部，偶然听到作战处长李国英给耀县县长打电话，限期准备一个骑兵师三日的马料。这个情况未写入作战日志，第四分监部根本不知道。

孙元昌回来就和郑琏琢磨开了，李国英为什么要直接给地方上布置粮草任务呢？胡宗南在耀县没有骑兵部队，那么，这三日的草料是给谁备下的？答案只有一个——青海过来的马家军。随后，他们从马家军派来的联络参谋口中证实了这一情况，并且得知了马家军计划到达淳化、耀县地区的准确时间。二人马上把这一情报传了出去。

1949年3月，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制作了一份西安城市图。和普通的民用地图不同，这张图上标注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等所有重点、要害机关所在地。这是地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绘制的。西北局社会部制作这张图，显然是为了一野解放西安做准备。由这张图可以看出，1949年3月，一野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西安的。此时，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已经前往河北平山参加西柏坡会议去了，驻扎在耀县柳林南原的一野司令部由副司令员张宗逊当家。

孙元昌、郑琏传出去的，的确是一份万分紧急的情报。如果一野方面不知道，以骑兵的速度和马家军的剽悍，腹背受敌的一野司令部肯定要吃大亏。得到情报，一野领导机关马上转移，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3月12日，马步芳的爱将马得胜率二四八师来袭，与解放军在柳林镇展开大战，马得胜被炮弹炸死。战后，马得胜的尸体被运到咸阳，裴昌会组织司令部军官进行吊唁，孙元昌、郑琏也混在人群中，目睹了马得胜的遗容。

按说跑裴兵团作战处，是作战参谋的事儿。作为人事参谋，孙元昌怎么也跑起了裴兵团呢？这就要说起郑琏、孙元昌他们的公关活动。

参谋室主任胡剑青是他们二人的直接上司。上司看下属，都喜欢听话的。如果有能力还听话，自然更加喜欢。郑琏、孙元昌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人心浮动的世道里，手下这俩参谋还能任劳任怨就不易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知道体谅上司。胡剑青是个靠薪水吃饭的军人，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可现在物价飞涨，想吃点儿鸡蛋、吃点儿肉，谁买得起？但这两个开过磨坊的年轻部下手头就比他宽裕，偶尔打牙祭，他们一定会叫上胡剑青。而且，动筷子以前，人家先给他的老婆孩子留一份儿，装在军用饭盒里。更让胡剑青感动的是，孙元昌是分监的红人，人家本来是犯不着这样巴结他的。

参谋部也是杂事一大堆，分监派下来的临时工作，哪样也不能耽搁。这些事参谋不干，就得胡剑青这个主任去干。胡剑青经常把刘参谋派出去干别的事，郑琏却从不诉苦。一天晚上，他和郑琏两人值班。吃着郑琏买回来的烤红薯，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郑琏随口说：“跑兵团作战处，一个人确实有点儿忙不过来。孙参谋人事上的事情不多，能不能让他帮帮我？”

胡剑青知道郑琏和孙元昌的关系不一般，反正都是自己手下，只要把活儿干了，谁多干一点儿少干一点儿，跟他有啥关系呢？他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这才有了孙元昌跑裴兵团这样的事情发生。

至于胡宗南放弃西安的情报，郑琏、孙元昌也是通过一些细节预先获知的。孙元昌跟第四分监部主管粮秣的一个同事闲聊时得知，1948年底，政府没有给西安最大的咸丰面粉厂调拨下一年度磨制军粉的小麦。驻扎在西安的这么多军队，难道不吃粮了吗？不吃粮，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赶快把这个情报传递了出去。

钱不值钱的年月，在饭馆吃吃喝喝就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郑琏、孙元昌跟裴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李国英、情报处长黄思用等人，就是通过吃吃喝喝拉近了关系。他们之间的媒介是胡剑青。同样通过小恩小惠，他们与作战处主管作战日志的参谋交上了朋友。这位参谋不仅给他们透露情况，有时候干脆把作战日志直接交给他们，让他们随便摘抄。于是，不光裴兵团，连友邻部队甚至解放军的动向，他们都一目了然。

裴昌会虽然是兵团司令，但好多事儿做不了主，因为胡宗南管得特别细。开会，就是胡宗南的一个重要管理方式。胡宗南的军事会议开得频繁，又不好把军长、师长们都叫到西安去，就通过无线电开会。军情紧急时，就不分白天晚上，夜间开会成了家常便饭。开会就需要做笔记。将军们谁还亲自记笔记，都带个专门记笔记的参谋，反正，无线电里胡长官又看不见。裴兵团的军事会议，第四分监部的分监当然必须到场，甘树藩也要带个作战参谋去帮他记笔记，而他带的人，不是孙元昌就是郑琏；有时候甘树藩要去西安绥署或者陕西省政府开会，孙元昌就会作为跟班陪同。

扶眉战役

1949年的春天匆匆忙忙进入了尾声。一个多月前，裴兵团司令部又由咸阳搬到了三原。分监部没有搬——军官们都带着家小，没人愿意搬来搬去，分监就派参谋长到三原设立了个前进指挥所。既然成立了前进指挥所，总得有人过去。郑琏向参谋长表示，他愿意跟着一起去三原。自从来到分监部参谋室之后，郑琏的表现参谋长当然是看在眼里的。且不说他会讨上司喜欢，单看工作，他也一直是积极主动的，不像很多军官那样一肚子牢骚。参谋长当然愿意带郑琏而不是房参谋那样的人去三原。

参谋长的级别不低了，他不可能自降身份往裴兵团跑。这样，跑裴兵团作战处的差事又由郑琏一个人包下了。每次去过裴兵团之后，郑琏都是先把情报写下来送给边区，然后再电话通知咸阳分监部。

5月2日深夜，裴兵团司令部情报处长黄思用来电话，说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要分监部指挥所主任（也就是参谋长）快去。接电话的是郑琏：“主任这会儿不在，我能替他来吗？”

到了裴兵团司令部之后，黄处长告诉郑琏，胡长官和裴司令刚开完军事会议，决定放弃西安撤到宝鸡。“这个行动计划你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内容可以摘记。”黄处长随手把一个本子交给郑琏，“这可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我和你们主任是朋友，才想着尽快告诉他，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

黄思用对这个天天见面的作战参谋印象不错，没拿他当外人。郑琏把本子打开，胡宗南各部后撤的时间、路线和到达扶眉一带的预定地点一目了然。

离开作战处，郑琏没回前进指挥所，而是回到家中。这次郑琏来三原，郭淑惠也跟着来了。按组织上的要求，他们家就成为一个联络点。房子是组织上安排的，房东是西北农学院的教授。部队去咸阳时，孙元昌的妻子陈玉琴没有跟着。这样，孙元昌在三原的家就成为另一个联络点。到这两个联络点来取情报的交通员仍然是胡均荣。

自从卧底第四分监部后，郑琏、孙元昌传递出的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这让组织上认识到，通过交通员以传统方式传递，太慢，也不安全。3月底，组织上曾通知郑琏去开会，但郑琏在三原实在没法儿脱身，就让咸阳的孙元昌代他去了。会上，组织提出要跟他们建立空中联络，但电台得他们自己搞，组织上派报务员、给密码。卢文德在西安好不容易弄到一台收发报机，正跟组织商量把电台建在哪里的时候，战争形势急转直下，4月，胡宗南就要放弃西安了。电台最终没能建立起来，他们的情报仍然通过交通员人工传递。

回到家，关起门，郑琏飞快地把情报写下来，让郭淑惠赶快交给“表弟”。之后，他才回到指挥所，叫醒睡梦中的主任，又电话通知了咸阳。

扶眉战役在1949年7月10日正式打响。此前的两周，国民党军队上上下下处于一种乐观状态。6月下旬，裴昌会视察漆水河沿线阵地，有部下问他能否把这种局面维持到水果成熟。裴司令一口潍坊话：“吃了桃子，咱吃西瓜；吃了西瓜，咱还要吃苹果。说实话，我还准备在这里过年呢！”

裴司令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在东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这一百华里长的地带，胡长官排列了四个军三道防线，层层叠叠，互相呼应，进能攻，退能守。不过，军事上的较量，是建立在情报较量基础上的。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一清二楚，国民党方面对共军却一无所知。解放军在西安、咸阳、周至、户县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华北兵团过没过黄河，如果过来了，究竟过来多少、什么番号、最近有没有进攻的准备，不管是甘肃省主席、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那边，还是西安绥署这边，谁也弄不清，也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两周里，两方部队的军官们都在享受着战前难得的宁静，喝酒、打牌成了主旋律。

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军队损失4.4万人，而解放军却仅仅伤亡4700余人。当时担任一野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二兵团参谋长张文舟二人，曾联合撰文回忆这次战役（《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据他们说，在扶眉战役中，担任穿插任务的是二兵团十师。从黄昏到次日拂晓，十师一夜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十华里，途中穿过三四公里长、三百多米深的大沟，涉过齐腰深的河水，只用了四十分钟。除了渡河时敌人试图进行阻挡，这一夜的行动都非常顺利；与此同时，十一师也取道清水营西进。十一师官兵甚至诈称敌军番号，骗开了益店城门，将一百二十名守敌全部俘虏。如果没有敌军准确的布防情报，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吗？尽管回忆录里不曾有只言片语提到情报的作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郑琏等人提供的重要情报，解放军才能在扶眉战役中准确地穿插到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部后面，打得裴昌会满地找牙，全线崩溃。

铁甲列车

5月3日，郑琏等前进指挥所的人都回到了咸阳。一天后，三原解放。这次出来，郑琏没有带家属，他的理由合情合理——老婆刚生孩子不久，又在生病，实在没法儿跟着走。听说西安的城防司令换成了杨德亮，郑琏决定去趟西安。军校刚毕业时，郑琏就分配到甘肃的四十二军当排长，当时四十二军的军长就是甘树藩的黄埔三期步科同学杨德亮。此时，西安一派战前的紧张空气，连大街上都在修碉堡。杨德亮喊的口号是“固守西安”，郑琏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杨德亮的底牌。他是不是真的决心跟解放军作战；如果弃城而逃，他会不会把这座古城毁掉？

郑琏的军校同学王怀忍在杨德亮的参谋处，为此，郑琏专门去西安找了他。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王怀忍跟自己的老同学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他说，胡长官确实要放弃西安，所以，杨德亮的“固守西安”不过是个烟幕弹。杨德亮还跟亲信说，他不会照胡长官的意思对西安进行破坏，留下个千古骂名。

回到咸阳，郑琏传出这份情报，坐上了最后一列开往宝鸡的火车。杨德亮撤离西安三天后，解放军进入西安城。也许，西安没有毁于战火，也有杨德亮的功劳。

离开西安不久，裴兵团后勤机关被压缩整编，第四分监部被裁撤。为了继续搞情报，孙元昌想办法调到了李国英当处长的裴兵团作战处当了个参谋；郑琏也由李国英介绍，到宝鸡城防司令部参谋科当了作战参谋。

宝鸡城防部队其实就是青年军二一四师，师长王菱舟就是城防司令。王菱舟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算是郑琏的师兄；更重要的是，王菱舟是山东省齐东县人，跟郑琏是老乡。1949年12月26日，部队起义前，王菱舟在四川新津被击毙。也就是说，郑琏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已经是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郑琏到宝鸡的时候，王菱舟的警卫营长正好调职去了别处。本来，王菱舟打算让郑琏接任，但郑琏说：“我以前也没怎么带过兵，要不，还是让我当参谋得了，熟门熟路。”

参谋是个听呵的角色，营长好歹是个主官。在军队里，有几个不愿意当主官的呢？王菱舟看看眼前的郑琏，有点儿难以理解。不过，有李国英的面子在那儿摆着，又是同乡、师兄弟，王菱舟二话没说，让郑琏去参谋科上任，仍然是作战参谋。如此一来，郑琏就有理由去视察陈仓山上的所有防御工事，并且复制了一份宝鸡城防工事图。不过，这份城防工事图并没能送出去——战局的变化实在太快，胡宗南最终并没有和解放军决战宝鸡。

7月13日，扶眉战役打响三天后，王菱舟接到命令，让他先在前沿抵挡一阵儿，然后撤到北面陈仓山主峰防线，凭借工事死守，以吸引解放军，绥署再调集主力进行反包围。于是，王菱舟口述，由郑琏起草了一份命令，然后他带着郑琏和一些随从到火车站，向“元龙”部队司令部的两个团以及西面的保安团下达命令、检查部署。所谓的“元龙”部队，其实就是有两辆装甲列车的铁路交警旅。每辆铁甲列车上装备有八门加农炮和若干高射机枪，以及士兵一个连。

扶眉战役后，裴兵团全线溃退，混乱中孙元昌、郑琏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系。这会儿，郑琏正遗憾好不容易弄到的宝鸡城防工事图送不出去，胡宗南又下令放弃宝鸡、退守秦岭。王菱舟接到的命令是，撤退时必须把宝鸡的铁路桥、渭河公路大桥和西北地区最大的机车修配厂统统炸掉。晚上十点左右，东南方向的枪声已经响成一片，解放军越来越近了。难道就这么眼巴巴看着他们把铁路、公路和工厂都炸了吗？郑琏心里很着急。王菱舟也着急：“交警旅可不能掉链子呀，这帮人！”

郑琏自告奋勇：“要不我去看看？”

“好，你告诉他们，务必坚守到十二点以后才能撤。每隔半小时，要用电报跟我联络一次。”

交警旅防守铁路的东面，铁路两侧有野战工事，再后面，铁轨上有两列铁甲车炮火支援。郑琏一看阵地就明白，再拖俩小时，王菱舟一定能按照原计划，将铁路、公路和工厂统统炸了。怎么阻止计划执行呢？只有把交警旅弄走，让解放军从正面突进市区。可怎么把交警旅支走呢？谎报命令让他们撤？人家一个电报就能核实。

冒着枪林弹雨，郑琏钻进了交警旅长所在的铁甲车，旅长以为有新命令，郑琏说：“没有，还是守到十二点才能撤。”

一听这话，旅长开始发牢骚：“妈的，本来在天水好好的，胡长官硬把我们调来。步兵哪儿都能跑，我们是捆在铁路上的屎壳郎，有个破铁甲有啥用？待会儿让共军把后路断了，我们怎么跑？”

郑琏递上一根烟，趁点火时，悄悄在旅长耳边说：“反正你们也是临时归王师长指挥，要是我，还是活命要紧。你不给他发电报，将来就是上军事法庭，他不是也没证据嘛。”

旅长是个爱读《水浒》的人，觉得山东人就是义气，尽管他跟郑琏没什么交情，可关键时几句话，人家就点醒了他这个梦中人。

铁甲车往西开了。中间一空，解放军就冲了过来。郑琏的事情还没完，冒着随时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他又摸到了火车站，找到工兵营长，厉声对他说：“赶快下命令不要炸了，留下工厂、仓库，将来反攻回来还能用。炸了，你我将来就是罪人，等反攻回来，上峰追究，你恐怕会当替罪羊！”工兵营长嘴里还在“这个、这个”地犯犹豫，郑琏火了，“你听东边的枪声，快到东闸口了吧？想当俘虏吗？”

工兵营长忙不迭地打电话：“不要炸了，快撤！”

结果，除了渭河公路桥上的一个桥洞被炸塌，所有已经布好炸药、导火索的工厂、桥梁和仓库都没有引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王菱舟奉命要炸掉的工厂里，包括郑琏的同学刘学祯待过的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此前，郑琏猜到胡宗南有可能要炸这家厂子，曾跟刘学祯说，让他组织工人秘密护厂。这天夜里，工兵要进厂放炸药，被刘学祯他们的护厂队拦在了门外。工人人多势重，而且手上居然有枪，工兵们不敢硬来。正在僵持中，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然后就悄悄溜走了。

事儿办完了，自己是不是也该跑了？郑琏冷静地考虑一番，然后整理一下军容，他要回到王菱舟身边去。从性格上讲，郑琏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尽力扩大战果。之所以要回到司令部，他是想配合解放军，活捉王菱舟！可是，这天夜里，由于不熟悉市区环境，解放军在占领火车站、大马路、二马路一带之后，就再没往纵深发展。

王菱舟匆匆将师直部队集结起来，沿着北面山边一条小道逃走。跟着司令部到达渭河边，郑琏知道，活捉王菱舟的想法落空了，再跟过河，自己就危险了。王菱舟和交警旅长、工兵营长一照面，郑琏是什么人他就清清楚楚了。趁着夜色，也趁着过河前的混乱，郑琏悄悄躲进了路边的一座粮库，听着嘈杂的人声渐渐远去。

天亮了。郑琏从窗户向外望去，满街都是解放军。他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声呐喊——解放了！

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9年7月14日宝鸡解放这一天，果真是一个大晴天。从藏身的仓库出来，郑琏跟一位解放军军官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见他们的领导。来到宝鸡火车站，郑琏见到了一位解放军旅长和一位政治部主任，他把西安绥署刚刚换发的代号表交给他们，并口述了裴兵团撤退至双石铺的计划。

刚解放，宝鸡社会上很乱。有解放军战士结队巡逻，也有特务在搞暗杀、打冷枪，为非作歹的人也想趁火打劫。郑琏在刘学祯家住了几天，埋头在他的那堆书中间。等外面安定下来，他来到宝鸡地委，公安处长焦万海接待了他。焦万海比郑琏大两岁，陕北宜君人，原先就在关中分区保安处工作。郑琏去马栏时，他们见过面。寒暄之后，郑琏迫不及待地问：“丁超同志在哪儿？”

然而，焦万海告诉他，丁超已经牺牲很久了。

“怎么可能呢？我们一直有联系呀！”郑琏不肯相信。他脑子里的“组织”，就是丁超啊！

丁超比郑琏大四岁，陕西凤翔人。凤翔与扶风同属陕西西府，丁超对扶风一带也很熟悉。对白区过来的人，保安处当然持审慎态度，组织上当初让丁超跟郑琏谈话，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山东口音的郑琏如果不是真的在扶风当教师，丁超很容易发现破绽。

丁超本来不姓丁，他的本名叫王志贤，1936年从宝鸡虢镇省立二中高中毕业后，在家乡的陈村小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同校教师丁新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了边区后，他改名丁超。丁超曾担任中共宝鸡县委书记和凤翔县委书记。在国统区当中共的县委书记，丁超做的工作当然都是秘密的，主要是办夜校、培训党员、发展基层党支部等。再后来，他就负责跑买卖，比如把边区的羊毛卖到国统区，再从国统区运送布匹、药品等到边区，捎带着也做些护送地下党员进边区之类的事。1943年，丁超到关中分区保安处当科长。“抢救运动”中，他曾被关押过。把郑琏派回国统区后不久，丁超调任新近成立的西府工委委员，分管干部工作。

丁超曾和一名省委交通员一起，策动他的凤翔老乡、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大队长董策成起义。董策成虽然只带了二百人投诚，却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据说，毛泽东对他的当面评价是：你起义在关中是第一次，由关中打开一个缺口，进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

董策成是1946年8月14日率部起义的，8月26日晚，丁超在旬邑南官村宿营时，被巡逻人员开枪误伤，终年二十九岁。

确认丁超已经牺牲，郑琏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拿着焦万海给的路费和出具的证明，郑琏来到西安药王洞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处报到，重新归队。而此时此刻，孙元昌在汉中的处境却变得越来越危险。

7月初，在裴兵团作战处当参谋的孙元昌又被调到已经迁往汉中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参谋处。部队退到双石铺后，王菱舟很快就知道了郑琏是什么人。后来见到李国英，王菱舟明确地说，他介绍来的郑琏是共产党。李国英吃了一惊，马上联想到跟郑琏关系密切的孙元昌很可能也是共产党。李国英身边有孙元昌的朋友，朋友悄悄捎话，李国英已经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打了招呼，孙元昌若去报到，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孙元昌、陈玉琴赶紧带着孩子躲到了城固县乡下。

虽然脱掉了军装，孙元昌却一刻也没忘记他的使命。像郑琏试图配合解放军活捉王菱舟一样，孙元昌、陈立民也曾在汉中谋划，试图活捉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

1948年8月，刚当上陕西省主席不久的董钊到南京参加过一次军事会议。那次会议，能去的兵团司令以上将领几乎都出席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件能够解决，最后无果而终。散会前，参谋总长顾祝同让大家好自为之，大家听了都觉得泄气。回来后，董钊跟他的亲信、警卫团长张缄三说，半年前就已经没人相信能打败共产党，现在更没希望，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警卫团当搜索连连长的陈立民是张缄三的亲信，平时，张缄三和他无话不谈。董钊的话，很快就传到了陈立民的耳朵里。诸如此类的风吹草动，郑琏、孙元昌都会整理成情报传递出去。

张缄三跟陈立民透露过，董钊计划从汉中走陆路退到四川。陈立民是1948年底组织上正式批准参加地下工作的，一得到信儿，陈立民就和孙元昌反复商量，决定在前往四川的路上设法活捉董钊。然而，董钊最后却是坐飞机离开汉中的。没抓成董钊固然遗憾，但陈立民还是做成了一件事——在部队行经四川绵阳的时候，他终于说服了张缄三率部起义。

1949年10月，交通员胡均荣来到汉中，试图与孙元昌、卢文德接头。早在4月份，预料胡宗南迟早会跑到汉中去，郑琏就让卢文德辞职不干，赶快去汉中。卢文德的岳父是汉中人，在汉中有些穷亲戚。郑琏让卢文德提前先去把联系点建起来。兵荒马乱的年月，谋生尤其不易。卢文德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又要吃饭，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拉板儿车，卖苦力谋生。

胡均荣没找到孙元昌、卢文德二人，却被汉中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抓去。他扛住了严刑拷打，一口咬定自己是逃难的。实在问不出什么，特务把他给放了。胡均荣最终还是找到了卢文德，就住在他家。解放后，胡均荣先是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后来调到劳改部门的陕西新安砖厂任管教民警，和郑琏他们再没见过面。

1949年冬，汉中解放。孙元昌、陈玉琴夫妇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南线工作站报到，和在南线工作站任秘书兼做财务工作的郑琏相会。郑琏、孙元昌随南线工作站前往成都的途中，与陈立民在四川剑阁见面。后来，组织上介绍陈立民到西北民大学习，毕业后，陈立民被分配到青海。他钻研陶瓷技术，自学成才，在青海陶瓷厂由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干到厂长。上世纪八十年代，陈立民离休回到青岛老家，在那边安享晚年。

悬壶济世

情报生涯中，郑琏所到之处，每每有朋友在关键时刻给他帮忙。这些人里，包括并不知道他底细的老乡张云沛、华军医和军校同学孔繁诚、卢振声等人。郑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呢？这当然与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处世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解放后他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上略见一斑。

汉中解放时，卢文德仍然在拉板儿车。他找到郑琏，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但郑琏却没有同意：“现在实行供给制。如果你参加工作，你一家六口，外加你的老岳母，都得要公家供养，这给国家造成的负担也太重了。我的意思，你就继续自食其力，别给国家添麻烦了。”

在国民党军队里，卢文德比郑琏资历深，而且是郑琏的师兄；可是，在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方面，郑琏则是卢文德的领路人。而且，卢文德不是组织批准的正式情报人员。尽管卢文德为郑琏、孙元昌情报小组做过很多工作，包括收集情报、以自己的家作为郑琏的情报联系点，甚至为情报小组弄来了一部电台，但他的身份却是相当于临时工一样的外围人员，不能像郑琏、孙元昌、陈立民他们那样，直接去找组织。

一直以来，卢文德对郑琏言听计从。此时，尽管脸上写满了失望，但卢文德知道，郑琏说得没错。那个时候，郑琏的思想在共产党干部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样不肯让自己的亲属沾光，享受供给制。

实际上，郑琏、孙元昌是在1950年7月才一起入的党。那时，他俩都已经被调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新疆站工作。1954年，郑琏收到了卢文德的来信，再次要求出来工作。从信上得知，卢文德的日子越过越艰难，郑琏的心情很沉重。他找到新疆情报站的站长严夫，说明了卢文德在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以及他现在的困境。严夫对郑琏的地下工作是了解的，他马上给汉中市委书记王希侠写了信。不久，卢文德被分配到国营汉中日用化工厂工作，直到1986年离休；卢文德的妻子彭幼文也被安排到当地供销社工作。

但不是所有人郑琏都能帮得上，比如郑鸿飞。1955年，新疆情报站的人事干部转给郑琏一封四川万县邮局调查郑鸿飞历史问题的信件。郑琏对郑鸿飞是知根知底的，他如实写了一份材料，介绍郑鸿飞的历史，以及他当年对地下工作的贡献。不久，郑琏收到了郑鸿飞写给他的信。信中，郑鸿飞讲述了他在万县邮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郑琏回信告诉老友，自己已经给组织写了证明他历史问题的信，让他相信组织。谁想到，邮局有检查邮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郑琏的回信，居然被万县邮局扣下。不仅如此，邮局方面还给新疆情报站写信，控告郑琏“向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

郑鸿飞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他倒霉就倒霉在业务能力太强，临近解放，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到万县专区邮电局当了个分局局长。国民党的官，还又懂英语又懂日语的，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那个年代，组织比个人更有说服力。新疆情报站领导并不听郑琏的解释，而是更愿意相信作为地方组织的万县邮局。单位要求郑琏不得再与郑鸿飞通信。在组织眼里，郑琏本就是国民党旧军官出身，不可避免地沾染着反动阶级的气息。此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郑琏每每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组织上发了话，他哪儿敢再背着组织继续跟“反革命嫌疑分子”郑鸿飞保持联系呢？郑琏只能把牵挂与惦记埋藏在心底。

1964年夏季的一天，郑琏下班回家，家门口的地上坐着一个衣衫破旧、浑身肮脏的中年人，走近一点儿，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儿。看到郑琏，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站了起来，怯生生地说：“是郑琏吧？我是鸿飞，郑鸿飞！”

郑鸿飞的突然造访，是为他的妻子。几年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万县招工，郑鸿飞的妻子谭智被录取，可最终，谭智却因孩子生病没能走成。新疆来的同志对谭智印象很好，临分手，给她留下了一个证明，欢迎她随时去。

在万县邮局，郑鸿飞因为历史问题说不清，沦为政治上的贱民。邮局又是个安全重地，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哪怕是看大门也让人不放心。1960年，郑鸿飞被扫地出门，下放到万县竹藤厂当工人。竹藤厂是个凭手艺吃饭的地方，郑鸿飞不会编竹器，就挣不到养家糊口的钱，他夫妻俩要养活三个女儿呢。

万般无奈，郑鸿飞只好退职自谋生路。他先是以爆米花为生，可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政府认为爆米花是浪费粮食，把这个行当取缔了。没办法，郑鸿飞只好去做苦力，到长江码头当搬运工。可是，郑鸿飞是在公安部门备了案的人。重庆人对当年日军的轰炸记忆犹新，他们恨日本人，更恨给日本飞机指示轰炸目标的间谍、汉奸。一个懂日语的家伙，天天在码头上活动，这不明摆着是个日本间谍嘛！郑鸿飞连这事儿都干不成了。

绝望中，郑鸿飞夫妻俩想起了几年前那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工证明。这次来乌鲁木齐，郑鸿飞就是想去兵团问问，这份招工证明还算不算数。当然，他也想见见两位老朋友，看他们能不能帮帮自己。

郑琏此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作，而孙元昌则是新疆军区司令部的军人。晚上，郭淑惠给饭桌上添了几个菜，郑琏又让孩子去喊来了孙元昌。其实，见到郑琏之前，郑鸿飞已经去兵团问过了。时隔数年，兵团已不再需要人，对方明确答复，那张证明已经没用了。郑鸿飞说，要不是想到三个女儿，他早就不想活着了。

听了郑鸿飞的哭诉，两位老友也心如刀绞。可除了劝他多喝两杯，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了。没有所在地出具的证明，郑鸿飞在乌鲁木齐是没法儿住招待所的，就是能住他也住不起。郑鸿飞只能住在郑琏家里。本来，郑琏想让他多住一阵子，别的忙帮不了他，让他在这儿改善一下生活总行吧？可没过两天，郑琏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了：“有个叫郑鸿飞的人来找你了吗？自治区公安厅接到四川省公安厅的电话，说郑鸿飞是日本特务，从万县逃跑了，可能要逃到国外去。他对家里人说是要到新疆统战部找郑琏。你赶紧劝他回去，否则，出了问题你得负责！”

领导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代表的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郑琏还敢说什么呢？他只好替郑鸿飞买好火车票，给他带上些盘缠，提着郭淑惠为他准备的干粮，送他上火车。

郑鸿飞成为郑琏心头的痛，让他一想起来就揪心。1986年，中顾委委员李启明来到乌鲁木齐，郑琏跟李启明说起了郑鸿飞的遭遇。李启明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过主管情报工作的副处长，对郑琏、孙元昌他们当年的工作很清楚。听了郑琏的汇报，李启明心情沉重，提笔给四川省公安厅写了一封信。不久，万县邮局给郑鸿飞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资待遇，办理了离休手续；他的妻子谭智也享受了离休干部家属待遇。而此时，郑鸿飞已经六十七岁，中风偏瘫。在病痛的折磨中，郑鸿飞又活了十年，于1996年去世。

如果说郑鸿飞还算长寿，当初给过郑琏很多帮助的刘学祯命运就更加悲惨。解放后，刘学祯在他原来工作的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搞工会工作。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性情直率的刘学祯没沉住气，给厂领导提了不少意见，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改，就病死在劳改场所。

尽管郑琏诚惶诚恐、夹着尾巴做人，还是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1970年，他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遣送回山东原籍监督改造。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夫妇没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通过划清界限自保，但郭淑惠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郑琏的老家郑家庄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极为困难，郑琏挣到的工分，不够换回他的口粮。郭淑惠顶着政治上的压力，一边拉扯儿女，一边按时给郑琏寄钱。“文革”结束后，郭淑惠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不断向自治区党委审干办提出申请，要求为郑琏落实政策，直到1979年郑琏被平反。

2013年6月，笔者见到了郭淑惠老人。老人看上去腿脚不太好，在家里走路已经需要拄拐杖。和郑琏一样，她也是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在乌鲁木齐采访郑琏老人的时候，郭淑惠一直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我们说话，一脸的风清云淡。

改革开放初，在新疆民委工作的郑琏接到老家一位叔伯兄弟打来的电话。老家县委统战部找到他堂弟，说郑琏的父亲在南朝鲜（当时尚未与韩国建交，官方对韩国的称谓就是南朝鲜）去世了，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让他去继承。战乱年代，郑琏的画家父亲由山东老家流落到东北，又由东北到了朝鲜，最后在南朝鲜落脚。因为是听统战部门干部转述，堂弟也不能提供什么更细致的情况。电话里，郑琏沉默良久，然后告诉堂弟：“你让统战部转告南朝鲜方面，就说这家人都死光了。这笔财产，随便他们怎么处理好了。”

南朝鲜是什么地方？和蒋介石政府一样，是美帝的走狗！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扑面而来，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是冰冻三尺。本来就脱不了国民党旧军官这层皮，再加上一条海外关系，而且是和美国如此亲密的南朝鲜的海外关系，这怎么得了？郑琏实在是怕了，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和父亲，或者说是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造化弄人。“文革”期间被发配原籍，却成全了郑琏，让他成为了一个悬壶济世的医生。郑琏的舅舅是个中医。小时候，郑琏对中医挺感兴趣，舅舅觉得孺子可教，用心教过他。“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发热恶寒头项痛，喘而无汗服之宜。”郑琏小时候背下的《中医汤头歌诀》，几十年后仍然能够张嘴就来。

回到家乡，别的书不能看，郑琏就弄了一堆中医方面的书。不光纸上谈兵，他还给别人看病。起初，是自家的亲戚、左邻右舍，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真成了个杏林中人，而且声播四县，好些人都慕名前来求医。七年里，一共有几万人次找他看过病。干过情报工作的人，做事情当然绝不马虎。每次看病，他都会认真地留下笔记。不经意间，郑琏一共写下了三十余万字、十几本从医记录。落实政策回新疆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把郑琏送了一程又一程。

平反后，郑琏仅仅工作了五年时间，于1984年离休。2014年12月13日，在刚刚过完九十三岁生日后第四天，郑琏在乌鲁木齐溘然长逝。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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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系列——岁月静好的“背后”

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孤儿寡母　　1943年冬季，四川广元的嘉陵江上曾发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数十名国民党军官无人生还。他们是第十三军的下级军官，此行的目的地是广西桂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力度。作为国民党的王牌部队，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手下的第十三军是第一批更换美械的部队之一。这些军官就是奉命前往桂林学习美式武器使用的。他们临时征用了老百姓的木船横渡嘉陵江，由于超载，其中一条老旧的木船行至江心时突然倾覆。　　丧生的军官中，有一个名叫张德俊的排长。张德俊是山东人，原是胶济铁路职工，于1939年夏投身抗日，带着老婆孩子投考位于山东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成为第十七期步兵科学员。张德俊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为人豪侠仗义。上学期间，同学中有个山东老乡染上痨病，奄奄一息。那时国家积贫积弱，即使军人也得不到有效的后勤保障，仅凭学校的医疗条件，老乡肯定保不住性命。危难时刻，张德俊给老乡送去了五十块银元，让他去大医院看病。要知道，张德俊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这会儿又没了经济来源，还得养活老婆孩子，能拿出这么一笔钱，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名叫郑琏的老乡终于捡回一条命，就此跟张德俊成了铁哥们儿。　　张德俊的媳妇名叫张秀美，像她的名字一样，长得也好看，1943年的时候，也就二十五六。丈夫遇难，对拖着一对儿女的她来说不啻是一场灭顶之灾。老家让日本人占了，她想回家也回不去，万般无奈，她就到处打听郑琏的下落。军校同学相互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何况，他们毕业的时间还不长。1944年春，娘儿仨历尽艰难来到陕西扶风，投奔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的郑琏。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人们常说的黄埔军校。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军校的毕业生怎么跑到宝鸡当了教书匠呢？这就得先说说郑琏是什么人。　　郑琏生于1921年，山东省昌乐县唐吾镇郑家庄人氏，父亲是个画中国画的画家。郑琏的母亲就生了他一个，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弦，又给他生了三个弟弟。高小毕业后，郑琏去了青岛学开车。出师后，就成了东亚打蛋公司老板娘的司机。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岛是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中国第一条地铁就会在青岛开工了。历史上，青岛先后沦为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外国侨民相当多，他们来自德、日、俄、英、美、法等多个国家。青岛当地不仅有德文、日文版的报纸，连英国的《泰晤士报》都有青岛版。后来改名为山东大学的国立青岛大学，聚集着老舍、梁实秋等一大批文人。　　郑琏打工的东亚打蛋公司是家英国企业，做的事情就是把鸡蛋打成蛋液，冷冻后运往英国。郑琏长相清秀，人又机灵，眼里有活儿，特别难得的是，他爱读书。他车里随时放着一本书，等老板娘的时候，总是静静地看一会儿，不像一般人那样，东瞅瞅、西望望，随意打发着无聊的时光。不出车的时候，他还会去图书馆自修文史。老板娘是牛津毕业，对这个爱读书的中国小伙子自是高看一眼。　　1938年元月，日军在青岛崂山登陆，青岛的好日子告一段落。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郑琏一心想去打日本鬼子。老板娘极力挽留，郑琏还是离开青岛，回到了二百多公里外的昌乐老家。很快，郑琏就背起了一支汉阳造，成为县上保安团十一连的一名班长。　　昌乐保安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一支游击队。郑琏他们和日本人打过几次，胜仗不多。装备落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帮人都不懂军事。一次又一次功败垂成、死里逃生，郑琏认识到，应该去上军校，好好地学习一下军事要领。　　1939年夏，胡宗南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到鲁南沦陷区来招生。得到消息，郑琏马上到沂蒙山去报名。他们这些学员在安徽阜阳集结后，步行一个多月来到洛阳，然后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七分校就在西安城南的王曲，距钟楼不过二十来公里。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去王曲报到，而是先到西边岐山的周公庙进行入伍训练。训练结束，从周公庙赴王曲期间，又在西安城南的庙坡头住了一阵儿。在此期间，七分校又从陕西省内招了少量学生。

　　郑琏他们中队来了两个插班生，其中一个叫于希长，来自陕北洛川。从于希长那里，郑琏第一次听说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况，知道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有大批年轻人到延安参加革命了。于希长跟郑琏睡一张通铺，晚上熄灯，于希长没少跟他说起边区的事儿。郑琏挺纳闷儿：“那你为什么没去延安，反倒来西安上七分校？”　　“你没去过，陕北生活太苦……”于希长的陕北口音听起来像伤风感冒。他告诉郑琏，从势力上看，共产党比国民党差得太远了，将来成不了气候。那个年代，像于希长这样功利主义的想法，在年轻人中还是占主流的。　　上了七分校，郑琏对国民党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国民党的种种弊病，他非常反感、失望。和精神上的苦闷相比，生活条件的艰苦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世上居然有不花钱就能上大学的地方，那他郑琏为什么不去投延安呢？　　尽管志向不同，但郑琏跟于希长处得不错。被窝里，他们可以无话不谈。于希长说，他有个舅舅在洛川，是个买卖人，经常穿过封锁线到陕北做生意。郑琏就跟于希长要了他舅舅的地址，还让于希长给他写了封介绍信。这事儿，于希长当然不能跟任何人说。　　1942年春天，郑琏向校方请假，要进城看病。因为此前郑琏生过大病，差点儿没了命，所以没费任何周折就获得了批准。照着纸条上的地址，郑琏找到了于希长的舅舅，由此人领着深更半夜过了封锁线。到了富县，边区民兵把一身国民党军装的郑琏押到了甘泉镇。在这里，他见到了延安来的一位赵科长。　　赵科长二十五六岁，清瘦，不修边幅，穿一身挺旧的八路军军装。他说话挺客气，拿个笔记本，一边问郑琏，一边在本子上记着。他问的，无非是郑琏的个人经历、七分校的情况，以及他去延安的理由。　　“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等赵科长拧上钢笔、合上笔记本，郑琏迫切地问道。　　赵科长是东北口音：“你还是先回七分校吧，回头我会派人来找你。现在，还不方便让你去延安。”　　郑琏瞪大眼睛：“为什么？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不信你们可以调查呀！”　　“我也没说你说假话呀。只是延安的大学现在不招生，你去了也没地方待。放心，回头我会派人找你的。”赵科长始终是笑嘻嘻的。不过，郑琏觉得，他的笑是居高临下的。这种笑，让他觉得心里没底。他千辛万苦地穿过封锁线，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2013年6月，笔者曾专程赶往乌鲁木齐，采访已经九十一岁的郑琏老人。郑琏的家位于扬子江路一个老家属院里，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只是因为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采访中，郑琏提到1942年春天去边区的那段经历时说：“解放后，我到西安药王洞陕甘宁边区公安厅报到时，跟接待我的情报处秘书蔡玉华说起过这事儿。”走南闯北多年，郑琏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什么山东口音。“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当追溯到1942年春天。可蔡玉华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再提这段经历。”　　那个年代的人，对别的事情可以不计较，但对自己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却非常在意。蔡玉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没人能证明我的经历，就等于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这方面有很多惨痛教训。何况，我只知道接待我的人是延安来的‘赵科长’，连人家的名字都报不出来。”郑琏老人声音不大，说话时，特别长、特别白的长寿眉在轻轻地抖动。　　实际上，那次审查郑琏的人，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富县检查站站长赵去非。在情报工作方面，赵去非是边保（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一位干将。石志文、杨宏超等人，都是经他的手才成为谍战中的传奇人物。1942年，正值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抢救失足者”过程中，“逼供信”盛行，很多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被打成了“特务”。像郑琏这样有国民党背景的，多半也是这个结果。　　“听了蔡玉华的建议，我从此守口如瓶，再没跟人提起过这段经历……”说到这里，郑琏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我胸闷，要吸氧了，抱歉。”　　在郑琏的印象中，1942年的春天，关中已经暖风拂面、桃红柳绿，边区却乍暖还寒，小麦还没有拔节，空气里弥漫的是车前草、艾草和芨芨菜混杂的气息。这次边区行，被郑琏视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赵科长让人把他“护送”出边界的时候，他鼻子一酸，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回到七分校，郑琏一直盼着赵科长派人来找他，可是，等到毕业也没见有人来。　　1943年春天，七分校十七期学员毕业，郑琏被分配到甘肃酒泉的第四十二军，在特务营机枪连当了一名排长。不久，听说部队要开拔，但不是往抗日前线走，而是要去新疆，郑琏更加失望。当初上军校也好，后来去延安也好，郑琏都是为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可如果去了新疆，还到哪儿去打鬼子？于是，郑琏下决心要离开这支部队。　　想走，就得有去处。这个时期，郑琏和陕西的同学、朋友联系就比较多。其间，郑琏从同学那儿弄到了两本影响他一生的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另一本是沈志远的《唯物辨证法讲座》。那时候，郑琏才二十出头，说话没把门的，动不动就跟别的军官大谈“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最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如果说这种思想倾向只是让人觉得他是个另类，那么，指名道姓地骂当官的克扣军饷，就要得罪人了。　　1943年冬，四十二军要组建一个新兵团，营里抽郑琏带十二个老兵班长去接新兵。途经平凉的泾川县时，郑琏瞅个空子跑了。也许，上司早就对这个异己分子不放心，郑琏没跑多远就被五花大绑地抓回来。团长要把郑琏当场活埋，幸好营长出面说情，才把他关进了泾川监狱。　　郑琏的命运和他的老乡、《隋唐演义》里的秦琼十分类似，每到危难时刻，就有贵人出手相助。郑琏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军校的一个朋友把他救了。　　国民党暂编五十九师（即解放战争时在沙家店战役中被彭德怀歼灭的整编一二三旅）有一个团驻扎在泾川，郑琏的同学孙元昌在这儿当通讯排长。孙元昌跟郑琏同岁，山东临朐人。那么，昌乐与临朐相隔多远呢？也就六十公里，现在同属潍坊市。这俩人的山东话都是一个口音。不仅是同乡，俩人还特别对脾气。当初驻扎在岐山周公庙的时候，一中队的郑琏和四中队的孙元昌经常一起唱京戏。本来就是老乡，又有共同的爱好，他们俩的关系当然是“杠杠的”。听说郑琏被关进泾川监狱，孙元昌比他还急，赶紧花钱活动关系把他给弄了出来。　　还是在七分校的时候，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白崇禧曾来七分校校阅。桂系的白崇禧本来对蒋系就不以为然，赶上十七期学员招生时，河南、山东已经沦陷，生源紧张。不得已，只能放宽条件。否则，像张德俊这样拖家带口的，怎么可能被选上？　　白崇禧嫌胡宗南招来的学员质量不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考试团到西安来搞甄别考试。这一下，各总队都慌了神，赶紧相互之间借兵，就这样，还是查出了上千名不合格的学员，十七期学员六成都被淘汰，郑琏所在的十四总队被取消，并入十二总队。那些被勒令退学的学员认为自己上当受骗，跑到西安请愿。胡宗南在皇甫塬和韦曲塬设了两道防线，抓了几个闹事的，余下的大部分送到离王曲不远的皇甫营房补习文化，叫“特科”。这些人最后也发了毕业证。　　郑琏、孙元昌有个被淘汰的军校同学曲森在陕西省扶风县政府当了秘书。曲森也是山东人，之所以能到扶风干上这差事，是因为他跟扶风的刘县长是老乡。通过曲森介绍，1943年底，刘县长把郑琏安排在扶风县豆会镇的私立新民中学教国文和历史。　　本来以郑琏的个性，也不会安心待在偏远的豆会镇教书，但郑琏在这儿待得却挺踏实。其实，他是被一套书迷住的。郑琏爱看书，来到这儿，就去泡学校的图书馆。没想到，私立新民中学的图书馆里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而且是没人翻过的新书。书只能在图书馆看，不让借出去。于是，郑琏天天晚上泡在图书馆，直到管理员下班才回宿舍。　　就是这时候，张德俊的遗孀张秀美找到了学校。张秀美来扶风，其实是冲着郑琏和曲森俩人来的。在军校，张德俊跟曲森的关系也非常好。别的同学都在部队里，多是排长一级，张秀美没法儿去投靠；唯有曲森和郑琏没在军队，而且还都在扶风。一下子多出三张嘴，郑琏、曲森的负担就重了。曲森帮忙在县城租房，把娘儿仨安顿下来；郑琏又请刘县长帮忙，让他在豆会镇粮管所兼了个库管员的差。　　1944年春，也就是张秀美带着俩孩子投奔郑琏、曲森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河南。受战事影响，陕西境内的陇海铁路裁员，郑琏又遇见了另一个同学刘学祯。　　和曲森一样，刘学祯也是半道离开七分校的十七期“特科”学员。当军官不够格，可刘学祯却是个有才华的国画家。抗战期间，年纪轻轻的刘学祯居然办过个人画展，他的一些画作上还有臧克家的题诗题词。那时候，藏克家就已经很著名了。　　战乱年代，靠画画刘学祯当然养活不了自己。他工作的地方是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铁路一裁员，刘学祯只得自谋出路。宝鸡离扶风不远，他和曲森、郑琏经常见面，和张秀美娘儿仨也熟悉了。不久，刘学祯找到了新工作，在国民政府大荔财政缉私所当差。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对张秀美娘儿仨很同情，也经常给他们捎钱捎粮，等于和郑琏、曲森一起养活他们。刘学祯和张秀美之间逐渐有了好感，1945年春，两人结了婚。从此，张秀美娘儿仨在宝鸡安顿下来。而刘学祯、张秀美的家，也成了日后郑琏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二、再入边区　　一次，郑琏到大荔找刘学祯。刘学祯没在，郑琏就去县上的文化馆翻阅报刊。结果，他看到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有一篇《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记》。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的情况，特别是延安大学不拘一格收学员的报道。郑琏的梦想被再次点燃。　　郑琏有个朋友，在周至县税务局当职员。此人和郑琏一样，早就向往延安。5月间，郑琏到周至找到那位朋友，两人密谋投奔延安的事儿。此时，孙元昌已是暂编五十九师参谋处的作战参谋，随部队驻扎在陕西三原县。郑琏专门去了趟三原，让孙元昌帮他找路子去边区。　　郑琏的军校同学陈立民跟郑琏也是死党。陈立民是青岛人，一张嘴，“喝酒”就成了“哈酒”。上学时，郑琏大病一场，在身边天天照顾他的人就是陈立民。陈立民分到了陕西保安团，因为是杂牌部队，他倒是很快当了连长。郑琏给陈立民写了封信，约他到周至来，还是商量去边区的事儿。陈立民的朋友老韩也在保安团当连长，他的部队就负责看守三原与边区交界的地带。7月份，陈立民回信，让郑琏去找老韩。　　见了陈立民的介绍信，老韩对郑琏和他的那位朋友挺热情。可一听他们要从他的防区去边区，老韩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们这儿查得特别严，要是敢把你们放过去，你们前脚走，后脚长官就得把我抓起来。”接着，老韩给他们出主意，“我认识一个淳化的老汉，经常背上棉花去边区换东西。你们要是真想去，可以花些钱，让这个老汉把你们送过去。”　　老韩说的这个办法，和郑琏第一次去边区的路数类似。郑琏觉得，这个办法应该靠谱。于是，他和那个朋友分头进行准备。朋友负责筹集路费，郑琏负责搞情报。当时，大荔驻扎着一个美械装备的军。郑琏通过同学关系，对这个军的驻防情况进行了解；再找到孙元昌，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去边区的路子，让孙元昌把暂五十九师守封锁线的情况告诉他。他把弄到的这些情报整理成一份材料。　　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完成，8月初，哥儿俩来到三原，跟老韩会合后，雇了三头毛驴骑上，去了淳化县西北角的一个村子。老汉五十来岁，又黑又瘦，个头只有一米五几。一见面，老汉就把自己的烟袋锅让给老韩抽，看上去两人很熟。老汉收下钱，说当晚就走。　　半夜，老汉领着郑琏二人悄悄出了村。一路爬沟越岭，时而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时而猫着腰一路小跑。郑琏二人早就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这样走了三四个钟头，天麻麻亮，庄稼地里突然冒出几个端枪的人：“站住！干什么的？”　　郑琏不由得浑身冰凉，心说：完了。不料，老汉笑呵呵跟端枪的人打招呼：“别开枪，自己人！”又跟郑琏二人说，“咱到地方了，他们是边区的民兵。”　　听老汉说明了来意，民兵们对郑琏二人挺热情，把他们领进了附近的一个村子歇着。天光大亮后，郑琏二人被带到了中共赤水县委，一个自称县上统战部长的小伙子安排二人住下。这个赤水可不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贵州赤水县，而是属于如今的旬邑县。赤水的马栏就是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的诞生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栏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关中分区的“首都”。　　郑琏二人住了一宿，被统战部长派人送到了马栏。见到地委统战部的一位干事，郑琏递上了之前让赤水统战部长看过的那些情报。接着，郑琏的情报和他们二位一起，被转送到关中保安处。关中保安处处长由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兼任，副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的边保情报专家于桑。　　接待郑琏二人的，是保安科的丁超科长。丁超让郑琏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自传，以及来边区有什么诉求。要说诉求，他们二人都一样，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学。可材料交上去之后，丁超以组织的名义告诉郑琏，和他一起去的那位朋友可以留在边区；而他呢，还得回去。　　“你是七分校毕业的，懂军事，在胡宗南部队又有这么多同学关系，组织上认为你有做情报工作的条件。边区正缺你这样的人才，也缺这方面的情报。经研究，组织上决定要你回白区做地下工作。”　　听了这话，郑琏一脸失望。有了第一次去边区和那位赵科长打交道的经历，郑琏猜测，眼前的丁科长又在跟他玩太极推手。丁超看出他在想什么，拍拍他的肩膀：“不是立即回去，你要先在这儿接受培训。这工作可比你到延安念书重要得多。你先住下来，咱们慢慢聊。”　　这天晚上，郑琏就住在丁超的窑洞里，两人聊了个通宵。郑琏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居然跟自己如此义气相投。虽然做的是情报工作，但郑琏能感觉到，丁超对他的真诚是不掺半点儿假的。　　住下来之后，郑琏从别人口中得知，丁超在边区可是有“丁才子”之称的。他是陕西凤翔人，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了。在培训的两个月里，丁超指导郑琏读了大量理论著作，把郑琏领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在情报工作方面，郑琏还是个门外汉，丁超则安排郑琏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国人民都以狂欢的方式庆祝着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即使在偏僻的山沟马栏，欢呼声、爆竹声、敲打搪瓷脸盆的声音也是彻夜不息。担心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发现，郑琏在北边山坡机关驻地接受封闭培训，即使在这样的欢庆之夜，他也不能下到坡底去。听着远处的喧闹声，郑琏静静地坐在北山坡的窖洞前，任眼泪肆意流淌……　　一场初雪过后，黄栌树上的红叶就落尽了。离开边区前，中共关中专署的杨专员和郑琏谈了话，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临别，杨专员紧握郑琏的手，用力地摇了摇：“我们等着你立功的好消息啊！”　　1945年11月上旬，丁超领着郑琏先到了柳林镇。丁超叮嘱他，如果能够进入胡宗南司令部之类的要害机关当然好，如果做不到，也不强求，要根据条件量力而为，也可以专门去收集边区封锁线上的情报。除军事情报外，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也要收集。　　第二天，丁超委托一个做买卖的耀县人把郑琏带出边区。丁超紧紧握住郑琏的手：“好兄弟，多保重！也许，咱们要等到胜利才能见面了！”

三、封锁线上　　郑琏给组织上留的固定联系地址中，有一个是“宝鸡邮政储金汇业局郑鸿飞转”。郑鸿飞是何许人呢？　　郑鸿飞，山东德州武城县人，比郑琏年长两岁。如果生在和平年代，郑鸿飞可能会前途无量，因为他当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学霸”。郑鸿飞毕业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中，那会儿，能从偏远的武城考到省立高中的可没有几个。郑鸿飞上高中后，日本鬼子占领济南，学校的外语课由英语改成了日语，郑鸿飞的英语、日语都很棒。高中毕业，再想上大学，不行了。国家正经历战乱，还有哪儿的大学能正常招生呢？郑鸿飞为前途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他被委任到恩县当县长！　　恩县就是现在的平原县，与郑鸿飞的老家武城县是邻县，哲学家任继愈、作家邓友梅都是恩县人。高中毕业就能回邻县当县长，这不就是衣锦还乡吗？但那得看是什么年代、谁封的官。郑鸿飞的这个官，是汪伪旗下的山东省政府任命的——实在是人才匮乏，伪政府才跑到省立高中拣学习好的毕业生任用。　　鸿飞是“学霸”，却不是书呆子。他当然知道，当这么个县长，就是把汉奸当牢了。从学校老师那儿一得到信儿，他就知道大祸临头，唯一的办法就是脚底抹油。郑鸿飞一路往不打仗的地方逃，一直跑到陕西宝鸡才安顿下来。因为有文化，他先后在宝鸡宝大酒精厂当过技术员、在千阳县中学教过书，1942年，郑鸿飞考取了宝鸡邮政储金汇业局的邮务佐，捧上了战争年代格外珍贵的“铁饭碗”。　　邮务佐是个什么职务呢？这就得说说民国时期的邮政管理。以中国近代邮政发祥地上海为例，职员序列从上至下为邮务官、邮务员、邮务生；实习生序列包括拣信生、信差、听差、额外听差；而工人序列包括邮差、邮役、杂役，总共十等。邮务长、副邮务长（1936年起改为局长、局长帮办）属于政府的特任官员，不在此列。1928年起，邮务官、邮务员改称甲等邮务员，邮务生改称乙等邮务员，拣信生改称邮务佐。　　邮政人员的薪水是按照职务等级确定的。1924年，一个刚入邮局的信差工资为银元14.5元，资深的信差最高工资为37.5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市面上一袋二十五公斤的面粉是两块多钱，一斤烟台苹果约两角左右。如此算来，只要当上信差，解决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不成问题。信差还是低阶职员，邮务员的薪水就更高了。因此，邮局的差事在那时十分吃香、竞争激烈，报考邮务员、邮务佐，门槛相当高，甲等邮务员需大学毕业，乙等邮务员要高中毕业，邮务佐至少也得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的人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　　名牌高中毕业的郑鸿飞当个邮务佐，当然有点儿小小的屈才。但颠沛流离中，能有个稳定的生活来源才是最重要的。1945年初，他又考取了邮务员，同年5月，被调到四川万县专区邮电局任分局局长。不过，这个时候升官和高中毕业时升官情况类似——当然，这都是后话。　　郑琏是1943年通过同学曲森认识郑鸿飞的。郑鸿飞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又有文化，和好读书的郑琏有很多共同语言。从边区回来，郑琏先在郑鸿飞这儿落脚。郑鸿飞经济比较宽裕，能养得起他这个白吃饭的朋友。　　郑琏弄到的第一份情报，还是来自孙元昌。在边区，郑琏已经把孙元昌的情况如实汇报给组织。孙元昌和他一样，是在边区挂了号的情报员。从边区回来后，郑琏从宝鸡给孙元昌写了信，两人相约在三原县城见了面。这时候，暂编第五十九师已改编为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部设在三原县东里堡，孙元昌在旅部参谋处当参谋。在旅馆里，孙元昌连夜写了一份关于整编第一二三旅的详细报告，还画了一幅兵力分配图。郑琏通过之前约定的方式，将情报送了出去。　　1946年2月，郑鸿飞捎给郑琏一封“张富贵”（党组织代号）写来的信。郑琏、孙元昌的情报受到了组织的肯定，组织上让郑琏尽可能多地了解封锁线上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于是，郑琏来到三原东里堡，住在了孙元昌家。　　其时，孙元昌刚结婚不久。他媳妇陈玉琴比他小五岁，山西人，抗战期间跟着她姑姑跑到了陕西。1945年，陈玉琴从陕西省立三原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到淳化县小学教书。陈玉琴在三原女中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叫郭淑惠，陕西泾阳人。女中毕业后，郭淑惠又上了陕西省红十字会高级护校。寒假期间，郭淑惠来三原东里堡找陈玉琴玩，正好郑琏也在，四个年轻人过得特别开心。两年后，郑琏和郭淑惠结了婚，从此风风雨雨携手一生。　　孙元昌在参谋处的同事里有个少校参谋卢文德，是七分校十四期的，算是孙元昌、郑琏的师兄。卢文德是山东莒县人，和孙元昌租住在一个院子里，也有家小。军队里，最铁的圈子无非老乡加同学。卢文德比孙元昌资历深，平时对这个山东老乡比较关照。两家住在一个院子，谁家吃点儿什么好的，肯定要给另一家分些尝尝。经常接触，郑琏发现卢文德跟他们是一路人，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也是一肚子牢骚。卢文德的军校同学，有好几个在陕西省保安团当团、营长，就驻扎在国统区与边区的封锁线上。郑琏以找工作为名，让卢文德给他几个保安团的同学写了推荐信。郑琏提上礼物挨个儿去请，酒桌上，把他们的兵力配备以及调动情况都弄到了手。　　郑琏在马栏培训时认识了关中分区保安分处秘书陈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后来陈鉴告诉郑琏，当初他们提供的封锁线情报，对边区人员出入封锁线以及物资交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杏黄了，麦熟了，转眼间进入6月份。郑琏骑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三天两头往外面跑。一天，他刚回到东里堡孙元昌家，孙元昌、卢文德面色严峻：“你让人盯上了，赶紧走。”　　参谋部的情报参谋严鸿诚是“军统”的人，因为孙元昌、卢文德的关系，跟郑琏也认识。表面上，他也跟郑琏嘻嘻哈哈，但他早就开始怀疑郑琏了——一个军校毕业生，不在部队干，也不在外面找工作，整天闲住在孙元昌家，而且老在封锁线上转悠，不是共党间谍能是什么人？私下里，严鸿诚把这事透露给另一个情报参谋阎逢汉，说已经向上峰汇报，准备把郑琏抓起来。阎逢汉跟孙元昌关系不错，如果郑琏被抓，孙元昌当然脱不了干系。眼看朋友要遭大难，阎逢汉赶紧找机会通知了孙元昌。　　郑琏没敢耽搁，马上去了西安。他的新落脚点在雍兴公司陕西分公司南院门门市部的连保震那儿。　　雍兴公司是宋子文旗下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营的一个附属企业，成立于1940年，主要经营棉纺织业。由于资本雄厚，又有中国银行所属的中国棉业公司做后盾，豫陕一带的好棉花绝大部分都收到了雍兴公司的打包厂里。公司成立后短短两三年内，就在陕西和甘肃经办了十三个厂矿。抗战时期，大后方一共才十几万个纱绽，雍兴系统就占了七万多，是当时西北实力最强的垄断资本。　　连保震也是郑琏的军校同学，而且不属于被淘汰的那部分，但他毕业后没在部队干，而是到雍兴公司南院门门市部做了职员。因为他的推荐，郑琏成为公司的试用职员，主要工作是为公司所属各工厂采购办公用品。对这份工作，郑琏很满意。一是有了经济来源，二是可以东跑西颠，有时间去西安绥署以及城防部队找同学聊天，从中收集情报。这期间，孙元昌两次让妻子陈玉琴来西安给郑琏送情报。为了工作便利，郑琏还让卢文德在西安东木头市太平巷一号租了房，卢文德的太太彭幼文带着孩子住了过来，太平巷一号就成了郑琏又一个联络点。　　雍兴公司的待遇不错，本来，三个月试用期一满，郑琏就可以成为正式职员，薪水再涨一大截。可他只在这儿干了一个月，7月下旬的一天，郑琏正在西安街头的瓜摊吃西瓜，有人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一回头，郑琏看到一张长着一对小眼睛的四方大脸，一笑，眼睛就没了。呵，这人是他的军校同学孔繁诚。　　孔繁诚是山东曲阜人，军校毕业后，他被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接受特务训练，现为交通警察第十六总队的一个中队长。孔繁诚告诉郑琏，他们从四川来，准备接手陕西的铁路警务。十六总队有三个大队，其中三大队去了山西，一大队将接手潼关至天水的警务，二大队将接手咸阳至铜川的警务。　　“当个小商人有啥意思呀？军校不就白上了？”听说郑琏的近况，孔繁诚深为惋惜，一个劲儿劝说郑琏加入交警总队。面对老乡加同学的一片诚意，郑琏看上去动了心。　　孔繁诚所在的中队驻扎在咸阳。过了几天，郑琏利用去工厂办事的机会，去咸阳找到孔繁诚，让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拿着这封信，郑琏到宝鸡找到了十六总队二大队的梁大队长。正是用人之际，梁大队长对军校毕业生郑琏印象不错。他让郑琏先回西安，等着总队批复。　　到了宝鸡，郑琏当然要见郑鸿飞。他把要去交警总队的事儿跟郑鸿飞说了，郑鸿飞一声长叹：“老弟，我觉得你的书都白念了。之前我推荐你去教书，你不肯去；推荐你去《宝鸡日报》当副刊编辑，你也不去。现在，你在雍兴公司干得好好的，却偏要去当什么交警。你当这是个什么好活儿？”　　郑琏当然不是被孔繁诚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的。他考虑去二大队，是看中这是一个靠近边区的军职，便于收集封锁线上的情报，也便于和孙元昌、卢文德联系。　　不久，十六总队的批复下来了，郑琏被任命为二大队机枪中队三分队的分队长。到职后郑琏才知道，十六总队原来是东北的铁路警察，九一八事变后退到关内。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这支铁路警察部队被“军统”收编，上上下下的正职都是“军统”特务。像郑琏这样只是军校毕业，没受过特务训练的人不多。当然，郑琏的官也小，不过相当于一个排长。而那些副职呢，一张嘴都是一股大碴子味儿，郑琏所在三分队的队副老金是朝鲜族，已经年近六旬。　　事情的发展出乎郑琏的预料。到交警总队没几天，突然接到命令，二大队开赴河南郑州接管平汉路北段警务，次日一早就出发。郑琏肠子都悔青了，后悔不该离开西安。怎么办？开小差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知道，他待的地方可是“军统”的特务窝子。且不说交警总队是军事化管理，不请假出不了门，就是逃出去了，他从此就是黑人黑户，没有立足之地。如此一来，他还怎么弄情报呢？但是，来不及请示组织了，他只好先跟着去郑州。　　第二天一早，在宝鸡火车站，郑琏正在集合队伍，突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孙元昌的同事、“军统”特务严鸿诚。严鸿诚也看见了郑琏，矜持地冲他点了点头。

四、奉调河南

　　这时，郑琏又巴不得马上离开宝鸡了。火车开到陕州，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部队下车吃饭，满头大汗的孔繁诚出现在郑琏跟前：“你认识严鸿诚？”　　“认识。他跟孙元昌是同事，俩人不对路数。他是不是又说我是共产党？”　　孙元昌也是孔繁诚的同学，郑琏一说，孔繁诚就明白了。孔繁诚说，严鸿诚现在调到了宝鸡警备司令部，发现郑琏后，他立即找到了梁大队长，把郑琏举报了。“你是我介绍过来的，刚开车，梁大队长就把我叫去了。我说，你是我军校最好的朋友，爱看书，有学问，不过一直怀才不遇，牢骚多了些，可能有时候说话不注意场合。不过，忠诚方面绝对没问题。梁大队长也觉得这个严鸿诚有点儿小题大做。”　　郑琏终于稍稍放心。孔繁诚摘了警帽，他的脑袋像一个散发着蒸气的火车头，一边擦着汗一边叮嘱：“干我们这行，都有怀疑一切的职业病。你以后说话做事还是注意点儿，这里可不比一般的部队。”　　到了郑州，二大队却一直在待命，因为黄河以北的平汉铁路始终不通，他们无法履职。在郑州驻扎下来，郑琏马上跟组织取得联系，他提供的回信地址是“郑州市东关华光实业公司会计室张云沛转”。　　前文提到过，郑鸿飞流落到宝鸡后，曾经在宝大酒精厂干过一段。这个“宝大”以及另一个名叫“宝光”的酒精厂，总经理都是郑琏一个名叫程顺堂的同乡，论辈分郑琏应该管他叫叔叔。抗战胜利后，企业家们都雄心勃勃地想抓住机会大干一场。程顺堂看好的地方，就是铁路纵横、交通便利的郑州。他到郑州大办实业，开了个华光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程顺堂以前的总会计师张云沛是郑琏的好朋友，这次也跟着老板来了郑州。　　在郑州期间，郑琏在大街上偶遇军校同学卢振声。两人都很高兴，找了个饭馆小酌。当然，更高兴的是郑琏。他听说卢振声在刘峙的郑州绥靖公署作战处任作战参谋，而且卢振声还有个当军长的叔叔。　　卢振声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公子哥儿，人不错，但是个大嘴巴，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上军校时，郑琏有点儿烦他，但这会儿，却特喜欢听他吹。从此，一有空儿，俩人就凑到一起喝一杯。于是，郑州绥署的军事意图、部队变动等情报，都从郑琏这儿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　　因为老乡加朋友的缘故，郑琏和张云沛的交往也很频繁。张云沛说，程顺堂交结非常广，陆军上将孙震每到郑州，必到程顺堂家做客。提到孙震，读者可能不熟悉，他的侄儿孙元良比他有名；黄埔一期毕业的孙元良有个儿子，名叫孙祥钟，后来在台湾当了演员，他的艺名叫秦汉。　　1946年12月，孙震由四川调到郑州绥署当副主任，兼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对程顺堂非常信任，连私人财产都托付给程顺堂打理。程顺堂把郑琏看作自己的晚辈，孙震来访，从不让他回避；孙震对这个很有眼色的年轻人也不反感，说起话来不拿他当外人。从此，郑琏就经常去程顺堂家，收集到不少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　　郑琏所在的二大队，还曾两度守过“花园口堵口”。说到“花园口堵口”，就先得说说当年蒋介石炸花园口。1938年兰封会战失利后，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晏勋甫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提议，决开黄河之堤，阻挡追击的日军。程潜遂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回电批准。担任扒堤任务的是守卫黄河的商震部。起初，决堤口选择在中牟县境内堤坝较薄的赵口。可赵口泥沙太多，扒不开，于是，蒋介石命令贵州来的新八师扒其驻防的花园口。新八师连扒带炸，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决堤造成89万百姓死亡，1200万亩耕地被淹，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大面积受灾。中国人以惨重的代价，延缓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国民政府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夏天，郑琏从他在郑州绥署的同学卢振声那儿得知了蒋介石要在花园口堵口的消息。卢振声说话总是自信满满，比如，陈述一件新闻，他一定要同时扮演评论员，把个人见解加到里面。这次他对郑琏说：“蒋委员长命令，限三个月把口子堵上，让黄河回归故道。这一方面是还他炸开大堤的账，另外也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不过，这回卢振声说得没错。黄河故道一线大多数是解放区，花园口的口子一旦扎上，黄河回归故道，这片地区又将变成一片泽国。蒋介石等于是把“以水制敌”的故伎重演一番，只不过此时，他的敌手已经由日本人变成了共产党。　　得到这一情报，郑琏赶快向组织汇报。此后，郑琏所在的机枪分队先后两次执行过花园口堵口工程警卫任务。蒋介石曾下令限期完成堵口，否则要严办。即便如此，工期还是拖得很长，最后于1947年春天合龙，郑琏还得到过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合龙纪念章呢。

五、再次失联　　从1947年5月起，郑琏就再也得不到组织上的任何回音了。此时，胡宗南占领延安已有两个月。郑琏当然无从知道，关中保安分处的干部们都已经变成了居无定所的游击队员，情报工作全面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哪怕是出于对丁超人格上的信任，郑琏也坚信，组织上不会放弃他。　　不光组织联系不上，孙元昌、卢文德也随所在部队去了陕北，郑琏与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本来，郑琏在郑州开拓出的情报来源，组织上是很感兴趣的。可是，弄到手的情报送不出去，情报就失去了价值。那么，自己还有必要在郑州待下去吗？到了7月份，组织上依旧没有任何消息，郑琏决心回陕西去。　　此时，交警总队正在办一个警长训练班，把郑琏调去当教育副官，负责编制教学大纲和安排每周的课程。郑琏琢磨，如果此时逃跑，铁路沿线可尽是交警总队的“军统”特务。明白了危险，他就不敢贸然行动了。正为怎么跑发愁时，郑琏又遇到贵人了！　　郑琏的军校可真是没白上，他的同学关德忠专门来郑州找他。关德忠的父亲关露霖在西安绥署教导第二总队第九支队当上校支队长，此时，部队正在河南驻马店招兵。关露霖是行伍出身，书念得不多，脑子里装的都是旧军阀那一套。他让儿子给他举荐个得力的人当副手。关德忠听说郑琏在郑州，就专程赶来说这事儿。郑琏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这是返回陕西最好的办法。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郑琏带了三个亲信的警长，抬着他的两箱子书，坐南下的火车到了驻马店，当上了关露霖第九支队的副支队长。8月份，第九支队就奉命开赴陕西。　　部队一进陕西，郑琏就给丁超跟他约定的高陵、庄里两个地址写了信——在马栏，丁超曾跟郑琏交代过，任何时候都不能直接去接头。部队驻扎在华阴一带时，郑琏请假回了趟西安。卢文德的家小在东木头市太平巷一号，郑琏想去看看组织上有没有把信回到那儿。卢文德的妻子彭幼文告诉他，没见有转给他的信。离开东木头市，郑琏又去南院门找连保震，连保震那边也没有郑琏的任何信件。　　在西安住了一宿，郑琏赶到宝鸡，郑鸿飞那边也一样，没有转给他的信；再折腾到三原，找到孙元昌的妻子陈玉琴，情况依旧。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郑琏不知道该往哪里飘，急得不得了。这工夫，他所在的教二总队已经到了铜川，准备开赴延安。到了延安，会不会有机会联系上组织呢？郑琏赶紧追上部队。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他梦想中的延安。　　走到半路，传来了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在陕北吃了大败仗的消息。这就是8月20日发生在米脂北边的沙家店战役。孙元昌、卢文德所在的整编一二三旅就属于第三十六师，听到这个消息，郑琏心情复杂。最好的结果，是孙元昌、卢文德被俘，这样，他们就能找到组织。可万一他们死在战场上呢？　　部队行进到洛川，正好遇到第一二三旅在收容残部。郑琏过去一打听，居然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孙、卢二位。俩人都好好的，连轻伤也没负，只不过都是灰头土脸。过去，二人收集的情报都是通过郑琏交给组织的，他们自己和组织上并没有任何联系。对他们来说，郑琏就是组织。见了郑琏，他们问今后该怎么办。郑琏心里也没数，只能告诉他们：“等到了延安，我看看情况再说。你们等我的信儿。”　　延安满街都是国军官兵，郑琏想不出任何可以联系到组织的办法。除了心情沮丧，他还在为如何回西安发愁。从延安到西安，沿路都有国民党军队在抓壮丁。深更半夜，车马店里熟睡的客人都会稀里糊涂地被抓去，只要是小伙儿，就是店里的店员也照抓不误。如果郑琏单独往回走，非被抓了壮丁不可。想来想去，郑琏决定装病，以生病军官的名义住进医院，再争取坐医院的救护车离开延安。　　上军校时，郑琏曾大病一场。看病时，他认识了军医华医生。华医生是潍坊老乡，曾在青岛上过学，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等郑琏病好，他们已经成了朋友。这时候，华医生正好就在延安的野战医院。找到华医生，郑琏突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野战医院是帐篷医院，住不了几个病号。两天后，郑琏就被救护车转送到后方医院。华医生给郑琏写了条子，让郑琏去找他的医生朋友继续帮忙。结果，回到洛川，郑琏甚至都不用在医院里住，只是每个月去领一次薪水，这样持续了半年之久。　　在洛川，郑琏经常和孙元昌、卢文德待在一起。沙家店战役中，整编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新来的旅长朱侠对卢文德很器重，要他担任西安留守处主任；而孙元昌这时已不再当参谋，而是调任运输连连长。郑琏认为卢文德的差事不错，可以继续留在一二三旅收集情报；而孙元昌当运输连长意思不大，应该想办法辞了差事离开部队。　　孙元昌这个运输连，不是汽车运输，而是驮马运输。他当运输连长时还有个意外收获。在陕北，他捡到了一大批书，有《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政治经济学》等。在国统区，这些书统统是禁书。孙元昌知道郑琏嗜书如命，就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偷偷运了回来。考虑到这些书如果被查出来会有大麻烦，郑琏把这些书弄到了宝鸡，分别放在刘学祯和郑鸿飞家。以后每到宝鸡，郑琏就跑到这两人家里偷偷阅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能这样闭门读禁书，真的十分奢侈。　　离开军队，郑琏先去了三原，不久，孙元昌也来了。之后，两人多次去西安，还以贩川橘、川糖的名义去过宝鸡郑鸿飞那儿。去这些地方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组织上有没有回信。看到郑琏混成这样，郑鸿飞忍不住责备他瞎折腾。这时候郑琏才跟他说，自己是在给共产党那边干呢。　　兵荒马乱的年月，工作不好找，何况两个开小差的军人。孙元昌拿出他这些年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小磨面房，两人从早忙到晚。在此期间，郑琏和郭淑惠领了结婚证。　　1948年5月，眼瞅着麦子就要变黄，磨面房即将迎来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节。一个挂少将军衔的国军军官，带着两个随从来到了孙元昌的小磨房。少将军官四十多岁，红脸膛，湖北口音，一脚跨进院子就冲郑琏嚷嚷：“喊你们老板来！”　　光着膀子的孙元昌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出来热情招呼。来人名叫甘树藩，黄埔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与戴安澜、王耀武是同一期的学员。甘树藩原来是整编一二三旅的少将副旅长，沙家店战役之前，他调到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干后勤。现在，他出任第七补给区第四分监部的分监，又回到了三原。当初孙元昌在暂五十九师当参谋时，和甘树藩打交道比较多，甘树藩对孙元昌很是赏识。此番甘树藩专门来找孙元昌，是想让孙元昌去给他当主管人事工作的参谋。　　这简直是天上掉陷饼。只一个眼神的交流，郑琏与孙元昌就心照不宣。光膀子的孙元昌站起来，举起沾着面粉的右手，给少将分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承蒙不弃，卑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就这样，孙元昌重新披挂起来，又成了一个军人。此前，虽然天天在小磨房里出大力、流大汗，郑琏、孙元昌对国共战场的局势可是清清楚楚。胡宗南占领延安仅仅一年，西北战局就急转直下。1948年3月，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宜川大捷，歼敌近三万，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自杀。胡宗南被迫撤出延安，西安绥署的部队被重新编为两个兵团，其中陕西省主席董钊兼任司令的第一兵团的任务是防护后方，与西北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是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兼任司令的第五兵团。　　联勤总部全称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是国民政府国防部根据美国顾问鲁克斯的建议，参照美军的后勤体系设立的，统一负责各部队的后勤保障。陕西属于第七补给区，其下属的第四兵站分监部是专门为裴兵团提供后勤补给的指挥机关，下辖运输部队、野战医院、兵站、各种仓库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裴兵团的一切行动以及团以上作战单元的驻地，事先都得告诉分监部。能到这儿去当参谋，不就是守住了一座情报富矿吗？　　孙元昌去分监部上任不久，郑琏就把磨面房给卖了，在第五十一号兵站谋了个押运员的差事。可是，找不到组织，即使守着一座情报富矿，又有什么意义呢？郑琏就琢磨着，前方战事如此吃紧，他押运物资到前线补给，没准儿就会被解放军俘虏；即使没被俘，他离前线这么近，也应该有机会找到解放军。然而，去干了两三个月，却什么机会都没找到。　　对于读书人来说，打发无聊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书。手里的书看完了，就得去买、去借；而看了书，就有了想法，就需要找有共同语言的人交流。因为这样的爱好，无论走到哪儿，郑琏都会结交两三个书友，在三原中学教书的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　　李力群也是山东人，性格豪爽。此时物价飞涨，学校老师领到的薪水连自己都养不活，瘦得像麻秆的李力群却拉着郑琏去吃三原老黄家的小酥肉。吃完饭，郑琏要付钱，李力群却不由分说，像打架一样付了账。往回走的路上，两人对国民党又是一通臭骂。接住郑琏的一个话尾巴，李力群突然说：“你有没有胆子投共产党？”

六、不速之客

　　李力群告诉郑琏，他和边区已经建立了关系。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郑琏也就挑明了：“我在那边也有关系，但很久没联系了。你能不能帮我带封信过去？”　　当天晚上，郑琏给“张富贵”写了封信。除了汇报他和孙元昌、卢文德现在的情况，郑琏还写到了自己失去组织后的苦闷心情。从事情报工作之后，他寄给组织的信都很简短，从不涉及个人情感，但这次，他真的动情了。他想，这封信丁超一定会看见的。　　送出这封信，郑琏连日来的郁闷一扫而光。不等组织上回信，他就开始行动了。他要让自己和情报靠得更近。　　第四兵站分监部的构成是这样的：分监当然是最高长官，分监之下设参谋长和参谋室。参谋室设主任一名，人事参谋一名，作战参谋三名。孙元昌担任的就是参谋室的人事参谋。参谋室之外，还有主管汽车运输的交通科，主管野战医院、救护部队的卫生科，主管各种仓库、粮品兵站的粮秣科，负责各种武器仓库和兵站的军械科，负责炮弹、子弹仓库的弹药科等。　　分监部要为裴兵团服务，裴兵团的作战处就要把作战行动及团以上位置及时通知分监部参谋室，作战参谋将补给细节、时间、地点等在作战日志中一一列出，经参谋室主任、参谋长审阅，再经分监批准，由各科具体执行。　　孙元昌推荐郑琏出任作战参谋。他本来就是人事参谋，又是甘树藩的红人，他的推荐立马奏效。很快，郑琏告别五十一号兵站，到参谋室上班了。　　担任作战参谋不久，郑琏就发现了分监部与裴兵团之间的问题。本来，军队作战具有主动性，而后勤保障部门为其服务，天然是被动的。按常规，兵团作战处应当及时主动地通知分监部，以便不误补给。但在国民党军队，“店大欺客”是常事儿。裴兵团作战处的人老是一副“老子在前方卖命”的口气，拿分监部当家里的下人使。没辙，分监部只好反过来，主动去联系裴兵团。这跑腿儿的事，就只能是参谋室的三个作战参谋来做了。三个参谋中，刘参谋是郑琏的同学，房参谋资格要老得多，年纪也比郑琏大五六岁，跑腿儿的差事自然就落到刘参谋和郑琏身上。刘参谋私底下还有些怨言，郑琏却一句怪话也没有。　　1948年8月至11月，胡宗南在澄合战役中损兵五万余人。为了遏制解放军的攻势，他除了在铜川、耀县、富平一线部署三个军之外，还以战斗力较强的六十五军为基础，另拨一个军编为十八兵团，由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兼任兵团司令，归西安绥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统一指挥。11月，裴昌会把司令部搬到咸阳，分监部也跟了过去。　　一天，郑琏到军营附近一个理发铺子理发。铺子里人不多，刚一进去，面前连椅上一个顾客放下了正看着的报纸，露出一张笑脸来。这人正是李力群。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铺子，拐进一条僻静的巷道。李力群告诉郑琏，信已经捎到了解放区，给他当交通员的就是他的小舅子。这次来咸阳，是为了取郑琏搜集的情报。郑琏考了李力群几个问题，都回答无误。于是，找个无人处换上李力群带来的便装，跟他去了一家旅社。在这里，郑琏把最新情报写下来，交给李力群带走。　　转眼之间，树叶落尽，关中萧瑟的冬天来了。随着前线战事吃紧，作为分监部的核心，参谋室也在高速运转，郑琏的工作非常繁忙。　　一天下午，传令兵通知他，有个亲戚来找。郑琏已经多年没和山东的家人联系了，他们怎么能找到他呢？或者是郭淑惠的亲戚？作为随军家属，郭淑惠也从三原搬到了咸阳，在军营外面租房子住，左邻右舍都是她这样的军官家属。可如果是她的亲戚，去找她就行了，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也许，是组织派来的？但李力群和他有事先商量好的联络方式，完全没必要冒险跑到军营来。那么，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分监部是军队的要害部门，门前戒备森严。郑琏走到二道门里，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的小个儿正伸长脖子往里瞅。两人一照面，小个儿就冲郑琏喊：“表哥！”　　小个儿是本地口音，具体说，是陕西西府口音。郑琏在扶风教过书，对这一带的口音很熟悉。自己哪有这样一个表弟呢？郑琏心里已经清楚了：“走，咱们回家说。”　　郑琏家离得很近，走路也就五六分钟。进门后，小个儿伸出右手，把一个写在纸条上的“琏”字让郑琏看。字是郑琏自己写的，上面做了记号，故意和平时的书写习惯有所不同。这是他和丁超的约定，紧急情况下陌生人找他得有个凭据呀。郭淑惠正在缝婴儿的小衣服，郑琏对她说：“淑惠，你到门口去看着点儿。”　　郭淑惠拿着针线活儿，搬起椅子坐到了门外。屋子里只剩下郑琏和小个子“表弟”。“表弟”不说话，像是在等着郑琏发话。可郑琏却一声不吭，一脸阴沉，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看都不看小个儿一眼。郑琏的态度让小个儿越来越紧张，不由自主把手伸进衣襟。　　“把家伙放下，到里面去！”郑琏声音不大，却吓了小个儿一激灵。“表哥”腰带上也别着手枪，但他并没有去碰。小个儿定定神，把手从衣襟下收回，掀门帘子进了里间。郑琏示意小个儿坐下，“谁让你来的？”　　“张富贵……”小个儿还是有些胆怯的样子。论个头儿、论力气，如果没有枪，他根本不是郑琏的对手。　　“嗯，你说是我亲戚，这样还好些。”郑琏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接着进入正题，“组织上怎么说的？”　　“领导让我告诉你，你们的情报非常有价值，但也要注意保护自己。今后，你们要切断跟李力群这条线的一切联系，由我担任交通员。从今以后，你跟组织联系时的化名改为‘王青玉’，孙元昌的化名改为‘李文盛’……”　　两人聊下来，郑琏得知小个儿交通员名叫胡均荣，陕西乾县人。一般老百姓对军事禁区是心存敬畏的，特别是有宪兵荷枪实弹把守的地方。看上去像个农民的胡均荣却敢径直到分监部找郑琏，他哪来的这份胆子？原来，胡均荣就是个当兵的。第一次去分监部，他穿着军装硬往里闯，结果被人拦在门外。回去以后才换了便装，以郑琏亲戚的名义再次去分监部。之所以要这样冒险，实在是因为任务紧急，耽搁不得。　　胡均荣在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下面的九十六军当班长。1945年初，部队驻扎在河南灵宝的关道口时，美军飞机被日本人击落，胡均荣被派去护送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回后方。那一次，胡均荣狠狠感受了一把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一路尽心尽力把美国人送到软卧车厢门口，人家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回来的路上，胡均荣骂骂咧咧，挺不平衡。身边两个一起执行任务的士兵又给他添了把火，大讲反对特权之类的红色道理，参照对象就是延安如何如何。这些话都说到了胡均荣的心里，跟这两位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后来还受他们指派，去灵宝县城送过两次信。抗战胜利后，那两个人要去解放区，让胡均荣继续留在部队，以后会跟他取得联系。　　可是，胡均荣等来等去，却一直没人来找他。转眼到了1948年，国民党眼瞅着越来越不行。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吧？胡均荣决定去延安。去延安，先要靠近边区。于是，胡均荣脱离原部队，跑到三原的十七旅干了一个月，又通过熟人关系落脚到三原县的保警队。后来，他果然找到了两个共产党的关系，准备了一番，就化装成商人北上。　　北上途中，有人却拿着胡均荣的照片找到了他。来人姓陈，是中共三原县委社会部长。陈部长说，那张照片是关中地委城工部的同志交给他的，他想让胡均荣给组织跑一次交通。胡均荣一心想去延安，陈部长劝了半天他才答应。陈部长让他找的人就是郑琏。胡均荣跟陈部长说好，只跑这一次。没想到，他这跑交通的差事一直跑到了国民党垮台。　　当晚，郑琏安排胡均荣住在自家的二楼上。天不亮，胡均荣就被叫醒了，郑琏把已经写好的情报交给他。胡均荣当即把情报藏在雨伞头里，趁着夜色出了门。

七、粮草先行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孙元昌来到裴兵团司令部，偶然听到作战处长李国英给耀县县长打电话，限期准备一个骑兵师三日的马料。这个情况未写入作战日志，第四分监部根本不知道。　　孙元昌回来就和郑琏琢磨开了，李国英为什么要直接给地方上布置粮草任务呢？胡宗南在耀县没有骑兵部队，那么，这三日的草料是给谁备下的？答案只有一个——青海过来的马家军。随后，他们从马家军派来的联络参谋口中证实了这一情况，并且得知了马家军计划到达淳化、耀县地区的准确时间。二人马上把这一情报传了出去。　　1949年3月，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制作了一份西安城市图。和普通的民用地图不同，这张图上标注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等所有重点、要害机关所在地。这是地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绘制的。西北局社会部制作这张图，显然是为了一野解放西安做准备。由这张图可以看出，1949年3月，一野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西安的。此时，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已经前往河北平山参加西柏坡会议去了，驻扎在耀县柳林南原的一野司令部由副司令员张宗逊当家。　　孙元昌、郑琏传出去的，的确是一份万分紧急的情报。如果一野方面不知道，以骑兵的速度和马家军的剽悍，腹背受敌的一野司令部肯定要吃大亏。得到情报，一野领导机关马上转移，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3月12日，马步芳的爱将马得胜率二四八师来袭，与解放军在柳林镇展开大战，马得胜被炮弹炸死。战后，马得胜的尸体被运到咸阳，裴昌会组织司令部军官进行吊唁，孙元昌、郑琏也混在人群中，目睹了马得胜的遗容。　　按说跑裴兵团作战处，是作战参谋的事儿。作为人事参谋，孙元昌怎么也跑起了裴兵团呢？这就要说起郑琏、孙元昌他们的公关活动。　　参谋室主任胡剑青是他们二人的直接上司。上司看下属，都喜欢听话的。如果有能力还听话，自然更加喜欢。郑琏、孙元昌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人心浮动的世道里，手下这俩参谋还能任劳任怨就不易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知道体谅上司。胡剑青是个靠薪水吃饭的军人，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可现在物价飞涨，想吃点儿鸡蛋、吃点儿肉，谁买得起？但这两个开过磨坊的年轻部下手头就比他宽裕，偶尔打牙祭，他们一定会叫上胡剑青。而且，动筷子以前，人家先给他的老婆孩子留一份儿，装在军用饭盒里。更让胡剑青感动的是，孙元昌是分监的红人，人家本来是犯不着这样巴结他的。　　参谋部也是杂事一大堆，分监派下来的临时工作，哪样也不能耽搁。这些事参谋不干，就得胡剑青这个主任去干。胡剑青经常把刘参谋派出去干别的事，郑琏却从不诉苦。一天晚上，他和郑琏两人值班。吃着郑琏买回来的烤红薯，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郑琏随口说：“跑兵团作战处，一个人确实有点儿忙不过来。孙参谋人事上的事情不多，能不能让他帮帮我？”　　胡剑青知道郑琏和孙元昌的关系不一般，反正都是自己手下，只要把活儿干了，谁多干一点儿少干一点儿，跟他有啥关系呢？他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这才有了孙元昌跑裴兵团这样的事情发生。　　至于胡宗南放弃西安的情报，郑琏、孙元昌也是通过一些细节预先获知的。孙元昌跟第四分监部主管粮秣的一个同事闲聊时得知，1948年底，政府没有给西安最大的咸丰面粉厂调拨下一年度磨制军粉的小麦。驻扎在西安的这么多军队，难道不吃粮了吗？不吃粮，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赶快把这个情报传递了出去。　　钱不值钱的年月，在饭馆吃吃喝喝就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郑琏、孙元昌跟裴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李国英、情报处长黄思用等人，就是通过吃吃喝喝拉近了关系。他们之间的媒介是胡剑青。同样通过小恩小惠，他们与作战处主管作战日志的参谋交上了朋友。这位参谋不仅给他们透露情况，有时候干脆把作战日志直接交给他们，让他们随便摘抄。于是，不光裴兵团，连友邻部队甚至解放军的动向，他们都一目了然。　　裴昌会虽然是兵团司令，但好多事儿做不了主，因为胡宗南管得特别细。开会，就是胡宗南的一个重要管理方式。胡宗南的军事会议开得频繁，又不好把军长、师长们都叫到西安去，就通过无线电开会。军情紧急时，就不分白天晚上，夜间开会成了家常便饭。开会就需要做笔记。将军们谁还亲自记笔记，都带个专门记笔记的参谋，反正，无线电里胡长官又看不见。裴兵团的军事会议，第四分监部的分监当然必须到场，甘树藩也要带个作战参谋去帮他记笔记，而他带的人，不是孙元昌就是郑琏；有时候甘树藩要去西安绥署或者陕西省政府开会，孙元昌就会作为跟班陪同。

八、扶眉战役　　1949年的春天匆匆忙忙进入了尾声。一个多月前，裴兵团司令部又由咸阳搬到了三原。分监部没有搬——军官们都带着家小，没人愿意搬来搬去，分监就派参谋长到三原设立了个前进指挥所。既然成立了前进指挥所，总得有人过去。郑琏向参谋长表示，他愿意跟着一起去三原。自从来到分监部参谋室之后，郑琏的表现参谋长当然是看在眼里的。且不说他会讨上司喜欢，单看工作，他也一直是积极主动的，不像很多军官那样一肚子牢骚。参谋长当然愿意带郑琏而不是房参谋那样的人去三原。　　参谋长的级别不低了，他不可能自降身份往裴兵团跑。这样，跑裴兵团作战处的差事又由郑琏一个人包下了。每次去过裴兵团之后，郑琏都是先把情报写下来送给边区，然后再电话通知咸阳分监部。　　5月2日深夜，裴兵团司令部情报处长黄思用来电话，说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要分监部指挥所主任（也就是参谋长）快去。接电话的是郑琏：“主任这会儿不在，我能替他来吗？”　　到了裴兵团司令部之后，黄处长告诉郑琏，胡长官和裴司令刚开完军事会议，决定放弃西安撤到宝鸡。“这个行动计划你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内容可以摘记。”黄处长随手把一个本子交给郑琏，“这可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我和你们主任是朋友，才想着尽快告诉他，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　　黄思用对这个天天见面的作战参谋印象不错，没拿他当外人。郑琏把本子打开，胡宗南各部后撤的时间、路线和到达扶眉一带的预定地点一目了然。　　离开作战处，郑琏没回前进指挥所，而是回到家中。这次郑琏来三原，郭淑惠也跟着来了。按组织上的要求，他们家就成为一个联络点。房子是组织上安排的，房东是西北农学院的教授。部队去咸阳时，孙元昌的妻子陈玉琴没有跟着。这样，孙元昌在三原的家就成为另一个联络点。到这两个联络点来取情报的交通员仍然是胡均荣。　　自从卧底第四分监部后，郑琏、孙元昌传递出的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这让组织上认识到，通过交通员以传统方式传递，太慢，也不安全。3月底，组织上曾通知郑琏去开会，但郑琏在三原实在没法儿脱身，就让咸阳的孙元昌代他去了。会上，组织提出要跟他们建立空中联络，但电台得他们自己搞，组织上派报务员、给密码。卢文德在西安好不容易弄到一台收发报机，正跟组织商量把电台建在哪里的时候，战争形势急转直下，4月，胡宗南就要放弃西安了。电台最终没能建立起来，他们的情报仍然通过交通员人工传递。　　回到家，关起门，郑琏飞快地把情报写下来，让郭淑惠赶快交给“表弟”。之后，他才回到指挥所，叫醒睡梦中的主任，又电话通知了咸阳。　　扶眉战役在1949年7月10日正式打响。此前的两周，国民党军队上上下下处于一种乐观状态。6月下旬，裴昌会视察漆水河沿线阵地，有部下问他能否把这种局面维持到水果成熟。裴司令一口潍坊话：“吃了桃子，咱吃西瓜；吃了西瓜，咱还要吃苹果。说实话，我还准备在这里过年呢！”　　裴司令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在东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这一百华里长的地带，胡长官排列了四个军三道防线，层层叠叠，互相呼应，进能攻，退能守。不过，军事上的较量，是建立在情报较量基础上的。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一清二楚，国民党方面对共军却一无所知。解放军在西安、咸阳、周至、户县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华北兵团过没过黄河，如果过来了，究竟过来多少、什么番号、最近有没有进攻的准备，不管是甘肃省主席、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那边，还是西安绥署这边，谁也弄不清，也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两周里，两方部队的军官们都在享受着战前难得的宁静，喝酒、打牌成了主旋律。　　接下来，就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军队损失4.4万人，而解放军却仅仅伤亡4700余人。当时担任一野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二兵团参谋长张文舟二人，曾联合撰文回忆这次战役（《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据他们说，在扶眉战役中，担任穿插任务的是二兵团十师。从黄昏到次日拂晓，十师一夜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十华里，途中穿过三四公里长、三百多米深的大沟，涉过齐腰深的河水，只用了四十分钟。除了渡河时敌人试图进行阻挡，这一夜的行动都非常顺利；与此同时，十一师也取道清水营西进。十一师官兵甚至诈称敌军番号，骗开了益店城门，将一百二十名守敌全部俘虏。如果没有敌军准确的布防情报，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吗？尽管回忆录里不曾有只言片语提到情报的作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郑琏等人提供的重要情报，解放军才能在扶眉战役中准确地穿插到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部后面，打得裴昌会满地找牙，全线崩溃。

九、铁甲列车　　5月3日，郑琏等前进指挥所的人都回到了咸阳。一天后，三原解放。这次出来，郑琏没有带家属，他的理由合情合理——老婆刚生孩子不久，又在生病，实在没法儿跟着走。听说西安的城防司令换成了杨德亮，郑琏决定去趟西安。军校刚毕业时，郑琏就分配到甘肃的四十二军当排长，当时四十二军的军长就是甘树藩的黄埔三期步科同学杨德亮。此时，西安一派战前的紧张空气，连大街上都在修碉堡。杨德亮喊的口号是“固守西安”，郑琏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杨德亮的底牌。他是不是真的决心跟解放军作战；如果弃城而逃，他会不会把这座古城毁掉？　　郑琏的军校同学王怀忍在杨德亮的参谋处，为此，郑琏专门去西安找了他。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王怀忍跟自己的老同学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他说，胡长官确实要放弃西安，所以，杨德亮的“固守西安”不过是个烟幕弹。杨德亮还跟亲信说，他不会照胡长官的意思对西安进行破坏，留下个千古骂名。　　回到咸阳，郑琏传出这份情报，坐上了最后一列开往宝鸡的火车。杨德亮撤离西安三天后，解放军进入西安城。也许，西安没有毁于战火，也有杨德亮的功劳。　　离开西安不久，裴兵团后勤机关被压缩整编，第四分监部被裁撤。为了继续搞情报，孙元昌想办法调到了李国英当处长的裴兵团作战处当了个参谋；郑琏也由李国英介绍，到宝鸡城防司令部参谋科当了作战参谋。　　宝鸡城防部队其实就是青年军二一四师，师长王菱舟就是城防司令。王菱舟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算是郑琏的师兄；更重要的是，王菱舟是山东省齐东县人，跟郑琏是老乡。1949年12月26日，部队起义前，王菱舟在四川新津被击毙。也就是说，郑琏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已经是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郑琏到宝鸡的时候，王菱舟的警卫营长正好调职去了别处。本来，王菱舟打算让郑琏接任，但郑琏说：“我以前也没怎么带过兵，要不，还是让我当参谋得了，熟门熟路。”　　参谋是个听呵的角色，营长好歹是个主官。在军队里，有几个不愿意当主官的呢？王菱舟看看眼前的郑琏，有点儿难以理解。不过，有李国英的面子在那儿摆着，又是同乡、师兄弟，王菱舟二话没说，让郑琏去参谋科上任，仍然是作战参谋。如此一来，郑琏就有理由去视察陈仓山上的所有防御工事，并且复制了一份宝鸡城防工事图。不过，这份城防工事图并没能送出去——战局的变化实在太快，胡宗南最终并没有和解放军决战宝鸡。　　7月13日，扶眉战役打响三天后，王菱舟接到命令，让他先在前沿抵挡一阵儿，然后撤到北面陈仓山主峰防线，凭借工事死守，以吸引解放军，绥署再调集主力进行反包围。于是，王菱舟口述，由郑琏起草了一份命令，然后他带着郑琏和一些随从到火车站，向“元龙”部队司令部的两个团以及西面的保安团下达命令、检查部署。所谓的“元龙”部队，其实就是有两辆装甲列车的铁路交警旅。每辆铁甲列车上装备有八门加农炮和若干高射机枪，以及士兵一个连。　　扶眉战役后，裴兵团全线溃退，混乱中孙元昌、郑琏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系。这会儿，郑琏正遗憾好不容易弄到的宝鸡城防工事图送不出去，胡宗南又下令放弃宝鸡、退守秦岭。王菱舟接到的命令是，撤退时必须把宝鸡的铁路桥、渭河公路大桥和西北地区最大的机车修配厂统统炸掉。晚上十点左右，东南方向的枪声已经响成一片，解放军越来越近了。难道就这么眼巴巴看着他们把铁路、公路和工厂都炸了吗？郑琏心里很着急。王菱舟也着急：“交警旅可不能掉链子呀，这帮人！”　　郑琏自告奋勇：“要不我去看看？”　　“好，你告诉他们，务必坚守到十二点以后才能撤。每隔半小时，要用电报跟我联络一次。”　　交警旅防守铁路的东面，铁路两侧有野战工事，再后面，铁轨上有两列铁甲车炮火支援。郑琏一看阵地就明白，再拖俩小时，王菱舟一定能按照原计划，将铁路、公路和工厂统统炸了。怎么阻止计划执行呢？只有把交警旅弄走，让解放军从正面突进市区。可怎么把交警旅支走呢？谎报命令让他们撤？人家一个电报就能核实。　　冒着枪林弹雨，郑琏钻进了交警旅长所在的铁甲车，旅长以为有新命令，郑琏说：“没有，还是守到十二点才能撤。”　　一听这话，旅长开始发牢骚：“妈的，本来在天水好好的，胡长官硬把我们调来。步兵哪儿都能跑，我们是捆在铁路上的屎壳郎，有个破铁甲有啥用？待会儿让共军把后路断了，我们怎么跑？”　　郑琏递上一根烟，趁点火时，悄悄在旅长耳边说：“反正你们也是临时归王师长指挥，要是我，还是活命要紧。你不给他发电报，将来就是上军事法庭，他不是也没证据嘛。”　　旅长是个爱读《水浒》的人，觉得山东人就是义气，尽管他跟郑琏没什么交情，可关键时几句话，人家就点醒了他这个梦中人。　　铁甲车往西开了。中间一空，解放军就冲了过来。郑琏的事情还没完，冒着随时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他又摸到了火车站，找到工兵营长，厉声对他说：“赶快下命令不要炸了，留下工厂、仓库，将来反攻回来还能用。炸了，你我将来就是罪人，等反攻回来，上峰追究，你恐怕会当替罪羊！”工兵营长嘴里还在“这个、这个”地犯犹豫，郑琏火了，“你听东边的枪声，快到东闸口了吧？想当俘虏吗？”　　工兵营长忙不迭地打电话：“不要炸了，快撤！”　　结果，除了渭河公路桥上的一个桥洞被炸塌，所有已经布好炸药、导火索的工厂、桥梁和仓库都没有引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王菱舟奉命要炸掉的工厂里，包括郑琏的同学刘学祯待过的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此前，郑琏猜到胡宗南有可能要炸这家厂子，曾跟刘学祯说，让他组织工人秘密护厂。这天夜里，工兵要进厂放炸药，被刘学祯他们的护厂队拦在了门外。工人人多势重，而且手上居然有枪，工兵们不敢硬来。正在僵持中，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然后就悄悄溜走了。　　事儿办完了，自己是不是也该跑了？郑琏冷静地考虑一番，然后整理一下军容，他要回到王菱舟身边去。从性格上讲，郑琏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尽力扩大战果。之所以要回到司令部，他是想配合解放军，活捉王菱舟！可是，这天夜里，由于不熟悉市区环境，解放军在占领火车站、大马路、二马路一带之后，就再没往纵深发展。　　王菱舟匆匆将师直部队集结起来，沿着北面山边一条小道逃走。跟着司令部到达渭河边，郑琏知道，活捉王菱舟的想法落空了，再跟过河，自己就危险了。王菱舟和交警旅长、工兵营长一照面，郑琏是什么人他就清清楚楚了。趁着夜色，也趁着过河前的混乱，郑琏悄悄躲进了路边的一座粮库，听着嘈杂的人声渐渐远去。　　天亮了。郑琏从窗户向外望去，满街都是解放军。他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声呐喊——解放了！

十、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9年7月14日宝鸡解放这一天，果真是一个大晴天。从藏身的仓库出来，郑琏跟一位解放军军官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见他们的领导。来到宝鸡火车站，郑琏见到了一位解放军旅长和一位政治部主任，他把西安绥署刚刚换发的代号表交给他们，并口述了裴兵团撤退至双石铺的计划。　　刚解放，宝鸡社会上很乱。有解放军战士结队巡逻，也有特务在搞暗杀、打冷枪，为非作歹的人也想趁火打劫。郑琏在刘学祯家住了几天，埋头在他的那堆书中间。等外面安定下来，他来到宝鸡地委，公安处长焦万海接待了他。焦万海比郑琏大两岁，陕北宜君人，原先就在关中分区保安处工作。郑琏去马栏时，他们见过面。寒暄之后，郑琏迫不及待地问：“丁超同志在哪儿？”　　然而，焦万海告诉他，丁超已经牺牲很久了。　　“怎么可能呢？我们一直有联系呀！”郑琏不肯相信。他脑子里的“组织”，就是丁超啊！　　丁超比郑琏大四岁，陕西凤翔人。凤翔与扶风同属陕西西府，丁超对扶风一带也很熟悉。对白区过来的人，保安处当然持审慎态度，组织上当初让丁超跟郑琏谈话，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山东口音的郑琏如果不是真的在扶风当教师，丁超很容易发现破绽。　　丁超本来不姓丁，他的本名叫王志贤，1936年从宝鸡虢镇省立二中高中毕业后，在家乡的陈村小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同校教师丁新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了边区后，他改名丁超。丁超曾担任中共宝鸡县委书记和凤翔县委书记。在国统区当中共的县委书记，丁超做的工作当然都是秘密的，主要是办夜校、培训党员、发展基层党支部等。再后来，他就负责跑买卖，比如把边区的羊毛卖到国统区，再从国统区运送布匹、药品等到边区，捎带着也做些护送地下党员进边区之类的事。1943年，丁超到关中分区保安处当科长。“抢救运动”中，他曾被关押过。把郑琏派回国统区后不久，丁超调任新近成立的西府工委委员，分管干部工作。　　丁超曾和一名省委交通员一起，策动他的凤翔老乡、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大队长董策成起义。董策成虽然只带了二百人投诚，却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据说，毛泽东对他的当面评价是：你起义在关中是第一次，由关中打开一个缺口，进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　　董策成是1946年8月14日率部起义的，8月26日晚，丁超在旬邑南官村宿营时，被巡逻人员开枪误伤，终年二十九岁。　　确认丁超已经牺牲，郑琏的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拿着焦万海给的路费和出具的证明，郑琏来到西安药王洞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处报到，重新归队。而此时此刻，孙元昌在汉中的处境却变得越来越危险。　　7月初，在裴兵团作战处当参谋的孙元昌又被调到已经迁往汉中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参谋处。部队退到双石铺后，王菱舟很快就知道了郑琏是什么人。后来见到李国英，王菱舟明确地说，他介绍来的郑琏是共产党。李国英吃了一惊，马上联想到跟郑琏关系密切的孙元昌很可能也是共产党。李国英身边有孙元昌的朋友，朋友悄悄捎话，李国英已经跟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打了招呼，孙元昌若去报到，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孙元昌、陈玉琴赶紧带着孩子躲到了城固县乡下。　　虽然脱掉了军装，孙元昌却一刻也没忘记他的使命。像郑琏试图配合解放军活捉王菱舟一样，孙元昌、陈立民也曾在汉中谋划，试图活捉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　　1948年8月，刚当上陕西省主席不久的董钊到南京参加过一次军事会议。那次会议，能去的兵团司令以上将领几乎都出席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件能够解决，最后无果而终。散会前，参谋总长顾祝同让大家好自为之，大家听了都觉得泄气。回来后，董钊跟他的亲信、警卫团长张缄三说，半年前就已经没人相信能打败共产党，现在更没希望，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警卫团当搜索连连长的陈立民是张缄三的亲信，平时，张缄三和他无话不谈。董钊的话，很快就传到了陈立民的耳朵里。诸如此类的风吹草动，郑琏、孙元昌都会整理成情报传递出去。　　张缄三跟陈立民透露过，董钊计划从汉中走陆路退到四川。陈立民是1948年底组织上正式批准参加地下工作的，一得到信儿，陈立民就和孙元昌反复商量，决定在前往四川的路上设法活捉董钊。然而，董钊最后却是坐飞机离开汉中的。没抓成董钊固然遗憾，但陈立民还是做成了一件事——在部队行经四川绵阳的时候，他终于说服了张缄三率部起义。　　1949年10月，交通员胡均荣来到汉中，试图与孙元昌、卢文德接头。早在4月份，预料胡宗南迟早会跑到汉中去，郑琏就让卢文德辞职不干，赶快去汉中。卢文德的岳父是汉中人，在汉中有些穷亲戚。郑琏让卢文德提前先去把联系点建起来。兵荒马乱的年月，谋生尤其不易。卢文德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又要吃饭，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拉板儿车，卖苦力谋生。　　胡均荣没找到孙元昌、卢文德二人，却被汉中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抓去。他扛住了严刑拷打，一口咬定自己是逃难的。实在问不出什么，特务把他给放了。胡均荣最终还是找到了卢文德，就住在他家。解放后，胡均荣先是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后来调到劳改部门的陕西新安砖厂任管教民警，和郑琏他们再没见过面。　　1949年冬，汉中解放。孙元昌、陈玉琴夫妇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南线工作站报到，和在南线工作站任秘书兼做财务工作的郑琏相会。郑琏、孙元昌随南线工作站前往成都的途中，与陈立民在四川剑阁见面。后来，组织上介绍陈立民到西北民大学习，毕业后，陈立民被分配到青海。他钻研陶瓷技术，自学成才，在青海陶瓷厂由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干到厂长。上世纪八十年代，陈立民离休回到青岛老家，在那边安享晚年。

十一、悬壶济世　　情报生涯中，郑琏所到之处，每每有朋友在关键时刻给他帮忙。这些人里，包括并不知道他底细的老乡张云沛、华军医和军校同学孔繁诚、卢振声等人。郑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呢？这当然与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处世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解放后他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上略见一斑。　　汉中解放时，卢文德仍然在拉板儿车。他找到郑琏，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但郑琏却没有同意：“现在实行供给制。如果你参加工作，你一家六口，外加你的老岳母，都得要公家供养，这给国家造成的负担也太重了。我的意思，你就继续自食其力，别给国家添麻烦了。”　　在国民党军队里，卢文德比郑琏资历深，而且是郑琏的师兄；可是，在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方面，郑琏则是卢文德的领路人。而且，卢文德不是组织批准的正式情报人员。尽管卢文德为郑琏、孙元昌情报小组做过很多工作，包括收集情报、以自己的家作为郑琏的情报联系点，甚至为情报小组弄来了一部电台，但他的身份却是相当于临时工一样的外围人员，不能像郑琏、孙元昌、陈立民他们那样，直接去找组织。　　一直以来，卢文德对郑琏言听计从。此时，尽管脸上写满了失望，但卢文德知道，郑琏说得没错。那个时候，郑琏的思想在共产党干部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样不肯让自己的亲属沾光，享受供给制。　　实际上，郑琏、孙元昌是在1950年7月才一起入的党。那时，他俩都已经被调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新疆站工作。1954年，郑琏收到了卢文德的来信，再次要求出来工作。从信上得知，卢文德的日子越过越艰难，郑琏的心情很沉重。他找到新疆情报站的站长严夫，说明了卢文德在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以及他现在的困境。严夫对郑琏的地下工作是了解的，他马上给汉中市委书记王希侠写了信。不久，卢文德被分配到国营汉中日用化工厂工作，直到1986年离休；卢文德的妻子彭幼文也被安排到当地供销社工作。　　但不是所有人郑琏都能帮得上，比如郑鸿飞。1955年，新疆情报站的人事干部转给郑琏一封四川万县邮局调查郑鸿飞历史问题的信件。郑琏对郑鸿飞是知根知底的，他如实写了一份材料，介绍郑鸿飞的历史，以及他当年对地下工作的贡献。不久，郑琏收到了郑鸿飞写给他的信。信中，郑鸿飞讲述了他在万县邮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郑琏回信告诉老友，自己已经给组织写了证明他历史问题的信，让他相信组织。谁想到，邮局有检查邮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郑琏的回信，居然被万县邮局扣下。不仅如此，邮局方面还给新疆情报站写信，控告郑琏“向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　　郑鸿飞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他倒霉就倒霉在业务能力太强，临近解放，却被国民党政府任命到万县专区邮电局当了个分局局长。国民党的官，还又懂英语又懂日语的，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那个年代，组织比个人更有说服力。新疆情报站领导并不听郑琏的解释，而是更愿意相信作为地方组织的万县邮局。单位要求郑琏不得再与郑鸿飞通信。在组织眼里，郑琏本就是国民党旧军官出身，不可避免地沾染着反动阶级的气息。此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郑琏每每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组织上发了话，他哪儿敢再背着组织继续跟“反革命嫌疑分子”郑鸿飞保持联系呢？郑琏只能把牵挂与惦记埋藏在心底。　　1964年夏季的一天，郑琏下班回家，家门口的地上坐着一个衣衫破旧、浑身肮脏的中年人，走近一点儿，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臭味儿。看到郑琏，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站了起来，怯生生地说：“是郑琏吧？我是鸿飞，郑鸿飞！”　　郑鸿飞的突然造访，是为他的妻子。几年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万县招工，郑鸿飞的妻子谭智被录取，可最终，谭智却因孩子生病没能走成。新疆来的同志对谭智印象很好，临分手，给她留下了一个证明，欢迎她随时去。　　在万县邮局，郑鸿飞因为历史问题说不清，沦为政治上的贱民。邮局又是个安全重地，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哪怕是看大门也让人不放心。1960年，郑鸿飞被扫地出门，下放到万县竹藤厂当工人。竹藤厂是个凭手艺吃饭的地方，郑鸿飞不会编竹器，就挣不到养家糊口的钱，他夫妻俩要养活三个女儿呢。　　万般无奈，郑鸿飞只好退职自谋生路。他先是以爆米花为生，可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政府认为爆米花是浪费粮食，把这个行当取缔了。没办法，郑鸿飞只好去做苦力，到长江码头当搬运工。可是，郑鸿飞是在公安部门备了案的人。重庆人对当年日军的轰炸记忆犹新，他们恨日本人，更恨给日本飞机指示轰炸目标的间谍、汉奸。一个懂日语的家伙，天天在码头上活动，这不明摆着是个日本间谍嘛！郑鸿飞连这事儿都干不成了。　　绝望中，郑鸿飞夫妻俩想起了几年前那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工证明。这次来乌鲁木齐，郑鸿飞就是想去兵团问问，这份招工证明还算不算数。当然，他也想见见两位老朋友，看他们能不能帮帮自己。　　郑琏此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工作，而孙元昌则是新疆军区司令部的军人。晚上，郭淑惠给饭桌上添了几个菜，郑琏又让孩子去喊来了孙元昌。其实，见到郑琏之前，郑鸿飞已经去兵团问过了。时隔数年，兵团已不再需要人，对方明确答复，那张证明已经没用了。郑鸿飞说，要不是想到三个女儿，他早就不想活着了。　　听了郑鸿飞的哭诉，两位老友也心如刀绞。可除了劝他多喝两杯，他们什么忙也帮不了。没有所在地出具的证明，郑鸿飞在乌鲁木齐是没法儿住招待所的，就是能住他也住不起。郑鸿飞只能住在郑琏家里。本来，郑琏想让他多住一阵子，别的忙帮不了他，让他在这儿改善一下生活总行吧？可没过两天，郑琏单位的领导就找他谈话了：“有个叫郑鸿飞的人来找你了吗？自治区公安厅接到四川省公安厅的电话，说郑鸿飞是日本特务，从万县逃跑了，可能要逃到国外去。他对家里人说是要到新疆统战部找郑琏。你赶紧劝他回去，否则，出了问题你得负责！”　　领导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代表的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郑琏还敢说什么呢？他只好替郑鸿飞买好火车票，给他带上些盘缠，提着郭淑惠为他准备的干粮，送他上火车。　　郑鸿飞成为郑琏心头的痛，让他一想起来就揪心。1986年，中顾委委员李启明来到乌鲁木齐，郑琏跟李启明说起了郑鸿飞的遭遇。李启明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过主管情报工作的副处长，对郑琏、孙元昌他们当年的工作很清楚。听了郑琏的汇报，李启明心情沉重，提笔给四川省公安厅写了一封信。不久，万县邮局给郑鸿飞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资待遇，办理了离休手续；他的妻子谭智也享受了离休干部家属待遇。而此时，郑鸿飞已经六十七岁，中风偏瘫。在病痛的折磨中，郑鸿飞又活了十年，于1996年去世。　　如果说郑鸿飞还算长寿，当初给过郑琏很多帮助的刘学祯命运就更加悲惨。解放后，刘学祯在他原来工作的宝鸡铁路机车修造厂搞工会工作。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性情直率的刘学祯没沉住气，给厂领导提了不少意见，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改，就病死在劳改场所。　　尽管郑琏诚惶诚恐、夹着尾巴做人，还是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1970年，他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遣送回山东原籍监督改造。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夫妇没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通过划清界限自保，但郭淑惠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郑琏的老家郑家庄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极为困难，郑琏挣到的工分，不够换回他的口粮。郭淑惠顶着政治上的压力，一边拉扯儿女，一边按时给郑琏寄钱。“文革”结束后，郭淑惠像“秋菊打官司”一样，不断向自治区党委审干办提出申请，要求为郑琏落实政策，直到1979年郑琏被平反。　　2013年6月，笔者见到了郭淑惠老人。老人看上去腿脚不太好，在家里走路已经需要拄拐杖。和郑琏一样，她也是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楚。在乌鲁木齐采访郑琏老人的时候，郭淑惠一直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我们说话，一脸的风清云淡。　　改革开放初，在新疆民委工作的郑琏接到老家一位叔伯兄弟打来的电话。老家县委统战部找到他堂弟，说郑琏的父亲在南朝鲜（当时尚未与韩国建交，官方对韩国的称谓就是南朝鲜）去世了，留下一笔可观的财产，让他去继承。战乱年代，郑琏的画家父亲由山东老家流落到东北，又由东北到了朝鲜，最后在南朝鲜落脚。因为是听统战部门干部转述，堂弟也不能提供什么更细致的情况。电话里，郑琏沉默良久，然后告诉堂弟：“你让统战部转告南朝鲜方面，就说这家人都死光了。这笔财产，随便他们怎么处理好了。”　　南朝鲜是什么地方？和蒋介石政府一样，是美帝的走狗！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扑面而来，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是冰冻三尺。本来就脱不了国民党旧军官这层皮，再加上一条海外关系，而且是和美国如此亲密的南朝鲜的海外关系，这怎么得了？郑琏实在是怕了，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和父亲，或者说是和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造化弄人。“文革”期间被发配原籍，却成全了郑琏，让他成为了一个悬壶济世的医生。郑琏的舅舅是个中医。小时候，郑琏对中医挺感兴趣，舅舅觉得孺子可教，用心教过他。“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发热恶寒头项痛，喘而无汗服之宜。”郑琏小时候背下的《中医汤头歌诀》，几十年后仍然能够张嘴就来。　　回到家乡，别的书不能看，郑琏就弄了一堆中医方面的书。不光纸上谈兵，他还给别人看病。起初，是自家的亲戚、左邻右舍，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真成了个杏林中人，而且声播四县，好些人都慕名前来求医。七年里，一共有几万人次找他看过病。干过情报工作的人，做事情当然绝不马虎。每次看病，他都会认真地留下笔记。不经意间，郑琏一共写下了三十余万字、十几本从医记录。落实政策回新疆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把郑琏送了一程又一程。　　平反后，郑琏仅仅工作了五年时间，于1984年离休。2014年12月13日，在刚刚过完九十三岁生日后第四天，郑琏在乌鲁木齐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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