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市鹤山区高标准推进十有城市建设 城市风貌华丽蝶变

今年年初以来，为高标准推进十有城市建设，鹤壁市鹤山区在城市风貌提升上下足功夫，通过提升重点片区城市设计品质和景观环境、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切实改善了城区空间面貌，提升了城市品质。这是7月22日笔者从鹤山区有关部门了解到的。

鹤山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将“山水汇景”作为首要任务，通过精心规划，将南山森林公园、中山森林公园、凤凰山森林公园三大山地森林公园与城市空间巧妙融合，形成山城相映、水城相依的独特景观。同时，羑河、孙圣沟、汤河三大水系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特色化小尺度滨水景观设计让水岸线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真正实现了“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美好愿景。

该区还在“组群共生”方面下足功夫，以鹤壁集片区为龙头，强化文旅康养、职教、生活宜居等多功能融合，打造太行山下最具特色的文旅小镇。中山片区则作为产城融合的新高地，通过优化行政服务、文旅接待、文体卫生等多元服务功能，构建起现代化、复合型的城市服务区，进一步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鹤山区在“文貌筑城”方面，不仅注重城市空间的优化布局，更深入挖掘和传承历史文化。鹤山区南部进一步延拓南大门入口公园景观，打造产城融合的入口门户形象；迎宾路两侧的花海景区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形成了城景相依的独特景观。同时，鹤源古镇和南下街的改造提升，不仅保留了历史记忆，更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生。(鹤壁市委宣传部供稿 作者：肖莉萍 李丹丹)

儒雅与壮烈：怀念瞿秋白

瞿秋白就义处。钟彬彬摄

这是一个革命者留给世界最后的形象：双手后置于背，目光平视于前，嘴角带着一丝从容的微笑。生命的尽头，对于他来说，只是“伟大的”休息。

这是一个“才子”、“文人”脑海中最后的世界：“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他是瞿秋白，牺牲时年仅36岁。

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从出生地苏南常州到就义地闽西汀州，瞿秋白短暂、传奇而光辉的一生，连同他留下的众多“佳话”“谜团”，一起深深刻进了百年党史和知识分子心史。

囚室榴花红

闽西山城长汀的西侧，一处叫罗汉岭的地方，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高耸于青山白云间，不管是重要节点还是寻常日子，这里的参观者总是络绎不绝。

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瞿秋白同志当年慷慨就义之地。

1935年6月18日，从长汀中山公园往罗汉岭的路上，一位中年男子昂首徐行，沿途用中文和俄文高唱《国际歌》。行至一片草地时，他席地而坐，挺直腰板，微笑着向刽子手点头道：“此地很好！开枪吧！”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从瑞金转移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在向闽西突围时不幸在长汀梅迳村被捕。

对于这一天，瞿秋白早有思想准备。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瞿秋白就经常和妻子杨之华讨论被捕和牺牲的问题。他曾经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

《秋白苍苍》一书的编著者、长汀县文联主席吴启蒸说，瞿秋白被捕后，先化名林琪祥，自称是一名医生，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后来，因为情报泄露至南京，加上叛徒的指认，报纸上用醒目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中共的“大人物”被捕，逼供和劝降是少不了的。当时，驻扎在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负责审讯瞿秋白，他表示在中学时就拜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并心怀敬意，但对这种“攻心术”，瞿秋白直言打断：“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

因为宋希濂的审讯无突破，南京后来多次派专人前来，但也毫无结果。他们不知道，作为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加上亲历身边众多年轻战友的壮烈牺牲，瞿秋白对审讯室双方之间的不同立场早已看得透彻。面对各色人等的游说，瞿秋白最后岸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距罗汉岭不远的长汀县博物馆，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在博物馆一角，有处逼仄的房间，曾是关押瞿秋白的地方。这间小屋潮湿而阴暗，太阳当空时，少部分阳光可透过天井照进门窗，屋内陈设仅有一床一桌一椅。

正是在这间临时囚室里，瞿秋白就着昏黄的油灯书写下人生最后的篇章，包括七首狱中诗词、未成稿目录、致郭沫若的信以及日后激起轩然大波的《多余的话》。

在囚室的天井中，有一株枝干苍劲的石榴树，至今仍生机勃发。“这棵石榴树年年开花，岁岁鲜艳，正如革命先烈坚守的信仰一样，殷红如火，生生不息。”博物馆讲解员李艳斌说。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秋白好友郭沫若的散文名篇《石榴》，借石榴赞颂了一种高贵的精神品格，而这，正是革命者瞿秋白生动的形象写真。

觅渡桥畔

“……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回忆起故乡常州，瞿秋白的笔下不乏江南风物的美好。

常州这座千年古城，是瞿秋白人生的起点。现今的瞿秋白纪念馆原为瞿氏宗祠，由故居和纪念馆两部分组成。1912年到1916年间，瞿秋白一家家道中落后，寄居于此。

走进馆内，迎面就是一尊古铜色的瞿秋白塑像，塑像后面有两句诗：“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瞿秋白早慧，7岁能诗，这首诗正是他在常州生活期间的代表作之一。

瞿秋白纪念馆副馆长唐茹玉说，从自比“衔春燕”到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涵养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救世理想。

“故居中安放的数十件家具和用品，都是依照瞿秋白一家生活原貌陈列的。同时还有影像资料展示他光辉的一生，将秋白精神原生态地传递给每一个参观者。” 唐茹玉说。

透过纪念馆的陈设，我们依稀能见到少年瞿秋白的生活场景。据记载，瞿秋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医道，只是无业无产，常年寄居于叔父家里，生活上则由叔父与堂兄弟接济。母亲金璇对传统文化颇有修养，会作诗填词，并能写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

“家庭的潜移默化，让瞿秋白渐渐长成一个具有浓郁文学气质的人。”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师凌承纬说，这种文学气质不是外在的体弱多病和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与社会现实、人格修养紧密相关，这种气质伴随着他的一生，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显得尤为醒目，因此有人也把他看作“书生政治家”。

1915年，因举债无门，瞿秋白被迫辍学。1916年春节，因为贫病交加，瞿秋白母亲吞火柴头自尽，随后一家星散。母亲的死，对瞿秋白震动极大，他不仅写诗悼念，并且陪灵半年。多年以后，每当谈到母亲的自尽，他就会沉默良久。

瞿秋白纪念馆毗邻着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唐茹玉说，瞿秋白5岁入私塾读书，后入冠英小学堂读书，在校时间3年多。这冠英小学堂，就是觅渡桥小学的前身。

冠英小学堂离瞿秋白住处很近，少年瞿秋白经常走过觅渡桥。“觅渡”一词，仿佛是瞿秋白一生行迹的隐喻：他从少年时候起就憎恶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之后一生辗转，苦苦寻觅，为的就是找到通往新世界的“渡口”。

在常州时期，瞿秋白就展示了自己进步和勇敢的一面。在他14岁那年的10月10日，常州各学校机关都挂红灯笼庆祝辛亥革命，而瞿秋白却提了写着“国丧”二字的灯笼，以表示他对革命果实被反动军阀篡夺的愤慨。

从觅渡桥出发，瞿秋白前往他人生广阔舞台的各个目的地：到无锡教书又到北京上学；到苏俄去当记者，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武汉主持“八七会议”；去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最后奉命到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直到牺牲……

“瞿秋白一生都在‘觅渡’，都在追寻生命的真意义。从读书人到革命者，他是那个觉醒年代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探索者、实践者。”凌承纬说。

“我替他们祝福”

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号上发表了瞿秋白译自法文的词和简谱《国际歌》，这是我国最早可供唱颂的《国际歌》版本，从音律考虑，瞿秋白创造性地把“国际”两字音译为“英特纳雄内尔”。

每当唱起《国际歌》，瞿独伊就会想起父亲瞿秋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父亲？”

虽然并非己出，瞿秋白对女儿却用情极深，唤她为“亲独伊”，为她写小诗，下班回家总不忘给她带爱吃的牛奶渣，因为她小小年纪学会了写信而喜出望外……

妻子杨之华曾回忆起和瞿秋白一同回乡下看孩子的经历，当瞿独伊被杨之华前夫家族中的人抢跑时，“我和秋白冷冷清清地从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我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看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瞿独伊9岁时就告别了父母，瞿秋白就义的时候，她也才14岁。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绘画、篆刻、音乐、戏曲、写作和翻译，门门都能来。在一次通信中，瞿独伊收到一张印着大飞艇的明信片，父亲在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

“儒雅的书生”，不仅指“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面貌，更是瞿秋白作为“布道者”“写作者”剧烈燃烧的生命之光。在紧张而又奔忙的时光中，瞿秋白常年拖着病体熬夜写作，留下了500多万字有关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丰富著述。

在上海时期，瞿秋白迎来了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文坛领袖鲁迅为他在工作、创作和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帮助，瞿秋白也将鲁迅视作政治上、文学上的知己，他赞誉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光辉的、战斗的、崇高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在他遇害后，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写下了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除了和鲁迅的友谊，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留下了“秋之白华”的婚恋佳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生命的尽头，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多余的话》，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

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如今，《多余的话》正受到越来越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加公正的解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瞿秋白传》的作者陈铁健认为，《多余的话》“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瞿秋白，我会说，他是一个透明的、赤诚的、愿意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研究馆员张杰说。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写道：“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在建党百年之际，瞿秋白女儿瞿独伊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从儿童时跟随父母远赴苏俄，到1940年代身陷国民党监狱4年多，再到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世界播报毛主席的讲话，之后与爱人共同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把父母的精神和期望融进了自己一生为党奉献的追求当中。

瞿秋白曾经说，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翻开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留言册上，一则不具名的留言让人欣然：“今天是三月二十日。我又来。天气很好，风很好，你也很好。”（记者涂洪长、董建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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