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假币的那些事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一面拿起武器反“围剿”；一面建立金融机构，印制发行红色货币，从两条战线与敌人展开较量。但中央苏区也曾出现了各种假币、伪钞，为了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政治保卫局严厉打击敌人。

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筠门岭的土匪造假币　　

1931年11月7日，红一方面军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11月，在瑞金县洋溪村建立了中央造币厂。翌年2月，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址在江西瑞金叶坪，行长毛泽民。为了沟通与白区的贸易往来，统一苏区货币，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进行了开创性金融尝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料奇缺，银价飞涨，为了稳定经济，防止白银外流，苏区随之广泛回收银器、首饰等回炉溶化，铸造发行了1932年和1933年贰角银毫，重1.44钱，正面为币值两角。

1931年深秋的一天，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农村社会调查时，群众送给他两枚贰角的银币，告诉他其中有一枚是假币。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掏出银币，用肉眼辨，用手摸，但还是分辨不清真假。这种银币也是黄亚光设计出来，由中央造币厂生产的。毛泽东找来国家银行行长、弟弟毛泽民。毛泽民也分辨不出那一枚是假币。毛泽民便找来业务处长谢里仁。谢里仁是银匠出身，与银铜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把两枚银币放在手中掂了掂，便指着其中一枚说，它是假的，是红铜铸造的，铸造得非常像，然后把假币在铁门拴上擦了擦，很快便露出了红色的铜质。原来，造假币者在铜坯外面镀了一层银膜，因为银虽然比铜轻，但相差不多，分不清楚，需要在硬物上摩擦才会露出红铜。毛泽东一听有人在造假币，十分气愤，立即指出假币的危害性，如果假币在苏区泛滥，会把我们的红色政权葬送掉。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办事极讲效率，他和毛泽民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假币侦破组”，由钱壮飞任组长，毛泽民任副组长。该组由20名保卫战士组成，并由各地分局协助侦破此案。经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明察暗访，终于摸清假币来源：贰角假币是筠门岭上的土匪制造出来的。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离会昌县56公里，距寻乌县58公里，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交界点，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镇，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其是岭上的三撞崇、割藤崇、牛尾岭更为险要，土匪就在这一带活动。据报这伙土匪有100多人，他们并非因生活所迫而上山为匪的，而是由一些反动土豪、地主和靖卫团残部组成的政治土匪。他们聚山为匪，残害过往群众，伺机作为内应配合白军攻打苏区。他们得到白军大力支持，不仅提供军火，还派来铸印专家，在山上铸起了苏区中央政府的银币，并通过秘密渠道流向市场，妄图用这一恶毒手段来扰乱苏区金融，搞垮、摧毁苏区经济。

1931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夕阳西下，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200多战士，在钱壮飞的带领下，来到离土匪活动的三撞崇不到20华里远的一个村子，由会昌县分局保卫大队的十几位战士带路，夜半时分来到筠门岭山下。20多名战士化装成挑夫，腰间别抢，充当“诱饵”，“嘿哟嘿哟……”地向狭窄的山路逶迤而来，后面不远是20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愚蠢的土匪上当了，100多名土匪抄上家伙，倾巢而出，下山来抢劫商帮。土匪鸣枪示警，要挑夫们放下担子后回家，“诱饵”们放下担子，瑟瑟发抖，哀求土匪别开枪，待他们休息，喘口气再走。土匪看到挑夫们放下担子，纷纷来争抢担子。一声大喊“动手！”几十支手枪均指向土匪心窝，土匪头目大骇，转身便跑，眼疾手快的战士一枪打倒他。这时，后面200多位红军冲了上来，敌人慌不择路，土匪窝很快便被攻下了。天亮后经清点，击毙包括活捉的土匪一共是115名，缴获90多条枪，还有几千发子弹。另外，在一个山洞搜查出制造假币的机器，还有几箩筐铜质坯子以及熔银的炉子等制假工具。

制造假币的土匪窝被打掉了，收缴的造假工具全部运到国家银行。毛泽民代表银行对保卫局表示感谢，临时中央政府还对这次行动进行通报嘉奖，并授予他们一面奖旗。

白区运入的伪币

1931年的筠门岭大捷，让白区敌人在苏区内部造假币的梦想破灭了。然而，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苏区和白区不仅仅是“围剿”和反“围剿”的殊死战，经济上也处于封锁和反封锁的恶劣局势，敌人为了打垮红军，一直在有组织地破坏红区金融秩序，又在白区内部设立窝点，铸造铜币镀银（假银币），经不法商贩带入苏区，企图动摇苏区货币的信用，破坏苏区金融的正常流通。当时在安远、会昌、兴国、瑞金都发现了铜质假银毫币。

1932年，在寻乌县吉潭区赤白交界的圩场上，发现一名来自广东的商人用随身带的假硬币收购土特产，当场被卖土产群众识破，并报告区政府，区政府干部立即把这名商人带回审问，并从他身上搜出700多枚假造的贰角银币。县苏保卫分局获知后，逮捕了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进一步审讯和处理。

寻乌县与政治保卫分局以此案为契机，于1933年2月，下发密令《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活动》，文件说明了识别假毫方法，严查假造毫子的反革命行动，一旦发现携带假毫子者，立即连同假钱捉送县保卫分局。县苏政府为了消除因假毫子产生的不敢用银毫子的恐惧心理，下发了训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广大苏区群众，对苏区钱币仍然如以前一样使用流通，决不准有丝毫的疑虑。

密令颁发后不久，1933年8月，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借去广东购货为名，偷运粤系军阀假造的苏维埃贰角银毫170元，企图经吉潭区关税处运进苏区使用，被警惕的关税人员查货。因案犯是瑞金籍人，便将假币及案犯押送到瑞金县政治保卫分局，最后被判处死刑。

贪婪的木匠

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不但继续伪造假银币，而且对刚印刷发行的苏区纸币（红军票）也造起假来了，并混杂在市面上开始流通。造假者不仅有敌人，还有苏区内的贪婪分子。

兴国县长岗乡上社街西至县城仅4公里，南通于都，北接吉安和泰和，不到100多里是一条通航赣州的潋江。所以，上社街人流密集，过往商贩很多。购货的，谈生意的，放排工上岸歇息的，吃饭喝酒的，形形色色的南来北往的人都有，成为远近闻名的繁荣街。

1933年的一日上午，猪肉店老板发现一位女子用假苏区纸币买肉，他立即拦住她，并报告了县保卫分局侦查员李左邦。保卫分局十分重视，立即立案侦查，很快查明了假币是该女子父亲制造的。该女叫谢秀兰，18岁，其父谢里连很快被逮捕归案。谢里连在铁证面前供认不讳。

富农出身的谢里连是名木匠，干这行已经20多年了，他对木匠、油漆活都很精通，而且画出来的图案栩栩如生，在方圆几十里也是出了名的大师傅。一次，他为一户结婚的人家做花床，花床做好后，又描画各种图案。这家结婚的小伙子嫌有些图案老气，不好看，建议他把新出版发行的苏维埃钱币描到花床挡板上。小伙子拿来壹圆面值的纸币，谢里连照着把钱币画上去了，想不到，这张画币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他们说，画中的钱币如贴上去的，分辨不出来。众人的夸赞提醒了谢木匠。他回去后真的画起了钞票，并且用出去几张，仍无人怀疑，正当他觉得寻找了一条致富门路时，想不到女儿谢秀兰把丢掉不能用的假币拿出去买猪肉，被精明的屠户识破，事情败露，谢里连逮捕后被处决。

嚣张的雕匠

兴国假币案破获后不久，福建省明光县（今连城县）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和恶劣的假造钱币案。

1934年2月的一天，明光县保卫分局局长余光富得到林坊区（乡）塘坵村一名信息员的举报：有一个叫林耽应的年轻人，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但吃好的，穿好的，并在赌桌上疯狂叫嚣：“我是输不穷的，有的是红军票！”似乎家里开了银行，赌资来历不明。眼线怀疑他是盗窃犯，希望保卫分局管一管，以免祸害群众。

余光富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多年，职业敏感性养成他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觉得这个赌徒身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余光富找到林耽应的赌友，了解了他的一些大致情况。林耽应23岁，他出生于林坊区塘坵村一户农民家庭，早年丧父，是守寡的母亲把他养大的，19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从此无人管教。

林耽应从小喜欢随母亲逛庙会、拜菩萨，并对菩萨像、佛像很感兴趣，十五六岁便拜师学艺从事雕刻菩萨、佛像的工作，随着红色政权的建立，信菩萨者越来越少，庙会也冷清了，没有菩萨雕刻业务后，他只好整天游手好闲，沉迷于赌桌。

余光富把他的身份摸清楚后，突然一种灵感一闪，他有输不完的钱，是否会是在做假钞。他命令一名机灵的保卫战士装成赌徒，前往店里赌博，把林耽应的钞票赢过来。这名战士不负重托，一天内就赢回林耽应的两张壹圆面额的苏维埃钱币。余光富拿在手里掂量了很久，但要肯定它们是真币很难。于是，他来到长汀县，找到福建省分行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假币。余光富听到结果后心急如焚，马上逮捕了林耽应。心虚的林耽应大呼小叫，等他喊累了，余光富把那两张假币“啪”地一声放在桌子上，说：“这两张票子，你辨别下真假。”林耽应不吭声了，额头冒虚汗。保卫人员从他身上搜出五张一模一样的假钞。

林耽应只好老实交代：一次，他的堂弟林积记到县城卖红薯干，赚了几块钱，都是新印刷的红军票，共3.5元，钱是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3张壹圆，一张五角的钞票。堂弟在他面前洋洋自得地显摆。林耽应看不惯他的张狂，便说有什么了不起。这种钞票我也会印，而且印刷得一模一样。林积记根本不相信，说他吹牛。想不到林耽应当真了，他让堂弟给他一张壹圆面额的钞票，答应第三天后一定还他两张钞票。他拿到票样后，回到家，关门冥思苦想了3天，终于用雕刻技术，在石板上刻出了正反两面的图案，印刷在一张玉扣纸上，印出来的红军票真假难辨，让堂弟目瞪口呆。他对堂哥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与他一起做起了印刷假币的勾当……

余光富立即把林积记也逮捕了，搜查了林耽应的家，从他家里天井下搜出了印刷国币（苏维埃纸币）的石雕版，还有十几张道林纸和彩色油墨。

这些打假币的措施有力地维护了苏区钱币的信誉。（赖 晨）

相机博物馆、报纸博物馆、古灯博物馆……藏身社区里的博物馆，你知道几个？

今年的5月18日是第四十四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里拥有数不尽的艺术奇珍，满载着历史的沉浮沧桑，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画卷铺陈开来。

而在成都的社区中，也藏着一些新奇有趣的博物馆，古床博物馆、相机博物馆、报纸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充满着故事、承载着历史、积淀着文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它们，触摸历史，感受时代更迭，领略艺术之美。

相机博物馆

数百件古董相机让你大开眼界

地址：青羊区府南街道石人南路社区

单反相机、微单相机、傻瓜相机、胶片相机，以及古老的箱式相机……在青羊区府南街道石人南路社区，藏着一家以相机收藏为主题的博物馆。这家由社区和社会组织联合筹备成立的社区博物馆，是成都唯一的综合性相机博物馆。

相机博物馆馆长孙建东介绍，这家社区相机博物馆是由成都市摄影师协会与石人南路社区共同打造，展出各时期、各类型、各型号、各品牌相机及周边设备、设施、附件等500余件（套），并在不断增加和更新，其中不乏精品、名品、稀缺品。“藏品均来自协会会员的个人收藏，因为场地限制，我们在这里展出了近500余件（套），占我们所有收藏的一半。”

居民不仅可以欣赏到世界第一台自动相机、世界第一台单反相机、原东德和西德生产的同款不同名相机，甚至还能看到当年白求恩在中国时所用过的同款相机。

博物馆根据历史顺序和技术结构按早期相机、折箱相机、旁轴相机、双反相机、单反相机、傻瓜相机、数码相机、特殊相机、相机的衍生品及附件，以及冲印暗房等分类陈列。品类明确、层次清晰的相机，带领大家跨越时空，追忆历史，感受相机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科普性和和观赏性。孙建东说：“我们还设置了国产相机专区，展现中国相机的发展历史和水平。海鸥、友谊、峨嵋、牡丹……众多如今市面上很难找到的国产相机这里都有。”

报纸博物馆

收藏各类报纸1.5万种近5万份

地址：成华区二仙桥街道

该馆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对外开放的民间公益性报纸博物馆，也是成华区首家民办博物馆。

“现已收藏古今中外各类报纸1.5万多种近5万份，涵盖了清代、民国、解放初期、文革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报纸。”该馆创办人李彬介绍，在这些收藏品中，清代道光年间的《京报》于2010年4月被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评为首批“中国集报精品”；同治、光绪年间的《申报》及光绪、宣统年间的《政治官报》《益闻报》《汇报》《点石斋画报》《外交报》和康有为主办、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以及民国初年的《政府官报》《光复报》等孤品、精品都非常珍贵。这是街道充分利用辖区内的民间文化资源，打造的特色亮点项目之一。据李彬介绍，该馆将长期坚持公益性，对外免费开放，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前往该处参观交流。

古床博物馆可参观可体验。

古床博物馆

近200张床超过300年历史

地址：武侯区浆洗街街道洗面桥横街社区

市民刘均收藏了360余张雕梁画栋的古床，其中近200张床超过300年历史。为了展示这些宝贝，他开了一家古床博物馆。收藏数量多，品种复杂，从使用者分类来讲有老人床、夫妻床、女儿床、佣人床等；从造型来讲有半围、全围、亭床等。“大部分人很喜欢的大花床一般是清朝的。清朝的床雕刻繁复，基本都雕刻了寓意富贵吉祥的造型。而明朝的床则较为简洁，看上去清新雅致。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刘均介绍说。

宝贝收藏多了保存可是个大问题，一张古床拼好后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就算是一片片拆了堆放也要好大的地方才能放下，木制家具如果没人使用也不易保存，如何保护好它们是个问题！藏品达到一定规模后，刘均也很想与大家分享，于是他在武侯祠大街上租下房子开了一家“四川汉室古床博物馆”。但是，刘均走访了不少国内古床、古家具博物馆后发现，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参观古家具花几十元钱买门票，不少博物馆都经营惨淡。他将博物馆打造成了汉室酒店，可免费参观，也可入住体验。酒店内共有96张古床，每张床都注明了床的名称、年代、产地、规格，然后分别安置在7款房型里。博物馆还提供了古代服饰，供参观者免费穿戴拍照。“有一次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来到这里，感动得泪流满面。老婆婆说让她想起了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刘均说。

古灯博物馆中收藏的来自中亚地区的船型灯。

古灯博物馆

收藏3000盏灯供市民参观

地址：金牛区金府路

这座全国唯一以古灯文化为专题收藏的私人博物馆——成都宇曜文化博物馆，分为石灯、陶灯、铜灯、煤油灯、瓷灯、电灯等等十几个展区，以时间为脉络，梳理出古灯的演变进程。“灯可以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馆长姚宇林从2004年开始还着手撰写古灯文化的著作，馆中展陈各种中外古灯老烛1000余具：它们历史悠久，历经千朝百代，其材质丰富，石、贝、玉、陶、瓷、金、银、铜、铁、锡、竹、木、水晶、琉璃、象牙、刺绣，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其形制多样，豆、盏、匜、壶、人物、动物，凭想而造，异样纷呈；其形式多种，座、挂、吊、插，因境而别，方便实用；其用途广泛，除照明之基本功能外，更有宗教、生殖、军事、医药、婚丧嫁娶、科研仕第、祈福贺寿以及探照等专用之器；其工艺精湛，掐丝彩绘、鎏金镀银、木雕瓷塑，匠心独具，巧夺天工；其覆盖宽广，首为古老中华，尚有美、英、德、意、法、俄（前苏联）、澳、日、荷、加、印度等十余国家和地区。

展厅中有一组十二生肖古灯也特别引人注目，谈到收集的这组古灯，姚宇林感慨万千。二十多年前，看到了一盏兔灯，这让姚宇林萌生了集齐十二生肖的想法。姚宇林跑了许多古玩市场，“少了一盏都不叫十二生肖。”正是姚宇林的坚持，人们如今能在博物馆看到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灯。

博物馆的“鸦片灯”展区在进门不远处，一系列的“鸦片灯”也是姚宇林费尽心思收集而来。“展示鸦片灯，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灯时能勿忘国耻，正视历史。鸦片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可以警示后人。”姚宇林说。从2013年开始，姚宇林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姚宇林还准备了“留言簿”，让每位参观者都能谈谈感想或是提出建议。

成都“三农”博物馆

现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地址：成都天府新区天府微博村

该博物馆占地480平方米，展厅总面积达1460平方米，共计展陈文史资料、照片文物、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近300件。天府微博村，当地按照“生态、文态、业态、形态”四态融合的方式建设大美乡村，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华丽转身，基本建成1000余亩主景区，规划引进29个文创工作室以及10个产业集群，建成具有乡土记忆特色的年代记忆体验馆、主题文化艺术馆、三农博物馆，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山水林田塘相得益彰的现代“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

再现蜀锦的章彩绮丽

地址：成都市草堂东路18号

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以“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贺斌为首的织锦工匠们，将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来蜀锦不同的纹样一一复(仿)制，再现了蜀锦作为“天下母锦”的章彩绮丽和雍容华贵。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的仿制纹样，近距离观摩风靡全世界的唐代蜀锦名款“陵阳公样”的纹饰细节，还可以看到汉代及南北朝时期的珍贵蜀锦原件。

博物馆展出的北朝对鸟对羊灯树纹锦，便具有浓厚的中亚西域特征。

另一件北朝时期的胡王牵驼锦，更是直接织出胡人执鞭牵驼的纹样，并间以“胡王”二字，生动地反映了隋唐时期大量的胡商沿丝绸之路往返于东西方长途贩易，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状况。仿自湖北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战国舞人动物纹经锦，可以看出2000多年前的织锦虽然只能织出简单的3色，却显出严谨儒雅的风格。到了秦汉时期，丝织技艺得到更好发展。尤其汉代以来，蜀锦不仅能织出奔腾飞跃于山脉云气中的龙虎、仙鹿、麒麟、鸿雁等动物，还能在纹样间隙处，加织“长乐明光”“登高明望四海”等吉祥铭文。

仿制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就是一幅汉晋时期的蜀锦。1995年，在新疆尼雅地区出土的这件锦护膊，其上发现了最早的“中国”字样，且织锦达到220根经线/厘米的密度，堪称汉代织锦技艺的巅峰。据了解，此件护膊采用难度极高的经线提花织造方法，不仅让织锦产生了厚密的质感，也可以织出更丰富多彩的纹样。

成都鸟笼博物馆

珍藏百余年间鸟笼珍品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

古城镇鸟笼编制历史悠久，最早可溯源三国时期，“夜半起篾声，晨明坐鸟肆;七里观作笼，八里听鹃鸣”是这里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技艺传承，辖区内近500工匠的技艺于2015年被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鸟笼年产值4000余万元。

鸟笼博物馆内，有各种鸟笼珍品、鸟笼装饰、鸟笼家具、“鸟笼周边”，名为西蜀鸟笼博物馆，这里却不仅仅只是川派鸟笼的集纳，京派、粤派、苏派等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不少“跨界品”参与“争奇斗艳”。鸟笼藏品中，高1米有余的百灵笼，可节节升高;四方盒状的笼中笼，精美而雅致;平顶、斗四方、八方……

参观者还可一览匠人工艺，或体验使用千奇百怪的五金工具打磨小小篾条、拉制笼丝、组装笼腔，从半成品中窥见精益，沉浸于鸟笼的非遗美学中。

古城镇综合文化站站长黄文全介绍，西蜀鸟笼博物馆里的鸟笼或为观赏收藏或为装饰摆件，除了立体演绎古城鸟笼之乡的文化内涵外，还可授之参观者非遗素养，对于保护和传承鸟笼制作技艺意义非凡。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整理报道 （图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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