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解读：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争论，在中国的“墨子号”量子星上得到检验

爱因斯坦和玻尔留给后人的世纪谜题

量子力学建立初期，“纠缠”这个现象就引起了所有物理学家的好奇，爱因斯坦将其称之为“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互动”。量子力学中的所谓纠缠是这样一种现象：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可以保持一种特殊的关联状态，两个粒子的状态原本都未知，但只要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就能立即知道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哪怕它们之间相隔遥远的距离。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一直深深困惑着科学家们。

上世纪，关于纠缠现象的看法将物理学家划分成了两派：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对于微观的量子世界，所谓的“实在”只有和观测手段连起来讲才有意义；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无法接受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测量结果一定受到了某种“隐变量”的预先决定，只是我们没能探测到它。1935年，爱因斯坦和Podolsky及Rosen一起发表了一篇题为 Can quantum mechanics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complete 的文章，论证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通常人们将他们的论证称为EPR佯谬或者Einstein定域实在论。

玻尔和爱因斯坦为此争论了50年，直到他们最后去世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吸引着后人想要去验证。

如何验证呢？

说到定域实在论，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物理实在论：任何一可观测的物理量必定客观上以确定方式存在，如果没有外界扰动，可观测的物理量应具有确定的数值；第二，定域因果性：如果两个事件之间的四维时空是类空间隔的，则两个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基于这个理解，1964年，爱尔兰物理学家贝尔提出了著名的“贝尔不等式”，该定理对于两个分隔的粒子同时被测量时其结果的可能关联程度建立了一个严格的限制[1]。如果实验上贝尔不等式不成立，则意味着从定域实在论出发的预期不符合量子力学理论，也就是说，量子世界本身就是概率性的。

一直以来，人们设计了各种实验方案验证贝尔不等式正确与否，陆陆续续地，一些实验小组的结果倾向于支持贝尔不等式的破坏——即证明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第一个真正确定性的实验是由法国物理学家阿斯派克特做出的，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出的三个实验给出了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明确结论，但是最初的这些实验验证仍然存在漏洞。近年来不同国家的实验小组都尝试在实验中逐步关闭了局域漏洞、自由选择漏洞和探测效率漏洞，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支持量子力学的结论，证明定域实在论是错误的。

Bell 不等式走出实验室，飞向更远处

Bell不等式的破坏在实验室被验证，那么在更大的尺度上情况又如何呢？如果人们能在更远的距离验证量子纠缠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验证量子力学的正确性。于是，人们想要带Bell不等式往更远的地方飞去。但是在更大尺度上进行实验，存在一个拦路虎——衰减。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实际实验中，人们常常用一种叫做“量子纠缠分发”的实验验证Bell不等式，它是把制备好的两个纠缠粒子（通常为光子）分别发送到相距很远的两个点，通过观察两个点的测量结果是否符合贝尔不等式来验证量子力学和定域实在论孰对孰非。由于制备和发送的是一对对单光子，量子的不可复制性又决定了单光子的信号是不可放大的，光纤固有的光子损耗导致光量子传输很难向更远距离拓展。在地球表面，百公里级别的量子纠缠分发几乎已经是极限。

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利用量子中继，一个个中继站就有点像古时候的驿站，一段段地传递光子，但是目前来说量子中继的研究还是受到了量子存储的时间和效率限制；另一个方案就是利用卫星实现量子纠缠分发，外太空的真空环境对光的传输几乎不存在衰减和退相干效应。星地间的自由空间信道损耗小，甚至理论上，利用卫星，科学家们可以在地球上的任意两点之间建立起量子信道，有可能在全球尺度上实现超远距离的量子纠缠分发。

可喜的是，这方面，中国人走在了世界前列。

早在2003年，中国的潘建伟团队就提出了利用卫星实现远距离量子纠缠分发的方案，并开始了初步验证。团队的研究人员认为，要想证明卫星实现量子纠缠分发这事可行，就必须要证明光子能在穿透大气层后仍保持相干性，于是，他们开始在合肥大蜀山做实验。这个实验里，发送方在大蜀山，两个接收点分别在几公里之外的肥西农户家和中科大西校区。实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水平距离13公里（大气层垂直厚度约为5-10公里）的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分发，证明了在经过远距离大气信道传输之后纠缠态仍能“存活”，另一方面，这个传输距离超过了大气层的等效厚度，证实了远距离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图1 2005年水平距离13公里的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2010年，该团队又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量子纠缠分发的16公里量子态隐形传输。基于前期关键技术准备，2011年底，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正式立项。2012年，潘建伟领导的中科院联合研究团队在青海湖实现了首个超过102km的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实验中衰减最高达80dB，一方面在更大尺度上验证了经过大气信道传输纠缠特性仍然存活，另一方面验证了在衰减非常大的情况下纠缠特性能够保持，进一步验证了卫星-地面纠缠分发的可行性。

随后的几年，该团队经过艰苦攻关，克服种种困难，最终研制成功了“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亿万人的目光中，于2016年8月16日成功将“墨子号”送入轨道。经过四个月的在轨测试，2017年1月18日正式交付开展科学实验。

图2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星地量子纠缠分发作为“墨子号”卫星的三大科学实验任务之一，是国际上首次在空间尺度上开展的量子纠缠分发实验。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上有三台光学有效载荷，量子纠缠光源制备成对的纠缠光子，并由两台光学天线发送。当卫星过境时，两台望远镜分别指向德令哈和丽江地面站，两个地面站的接收系统按照卫星飞行角速度，随着卫星转动，使得卫星同时与两个地面站建立量子信道，将纠缠光子发送到地面站。紧接着地面站对光子进行纠缠测量，符合统计数足够多的情况下，即可验证贝尔不等式成立与否。

此次实验中，两个地面站相距1200公里，卫星到两个地面站的总距离平均为2000公里，地面站跟瞄精度达到0.4 urad，地面站系统接收效率大于20%。卫星上的纠缠源每秒可产生800万个纠缠光子对，建立光链路可以以每秒1对的速度在地面超过1200公里的两个站之间建立量子纠缠，使得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如果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用光纤传输光子，即使选用超低损耗光纤，分发一对光子需3万年。

实验中，两个光子被拉开足够大的距离，同时高精度的实验技术保证两地的独立测量时间间隔足够小，满足了Bell不等式测量中“类空间隔”[2]的测量要求，关闭了局域性漏洞和测量选择漏洞。实验结果表明，以4倍标准偏差违背了贝尔不等式，也就是说，以超过99.9%的置信度在千公里距离上验证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实现了严格满足“爱因斯坦定域性条件”的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这一重要成果为未来开展大尺度量子网络和量子通信实验研究，以及开展外太空广义相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实验检验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相关成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除了量子纠缠分发实验外，“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其它重要科学实验任务，包括高速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也在紧张顺利地进行中，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的科学成果陆续对公众发布。

注：

[1]Bell不等式有多种著名的推广，考虑到实验的现实因素，Bell不等式提出的五年后， John Clauser、Michael Horne、Abner Shimony、Richard A. Holt提出了一个CHSH不等式，后来的实验中对Bell不等式的实验主要就是验证CHSH不等式。

[2]类空间隔是指两事件的时空间隔满足“两事件之间不可能用低于光速的信息进行联系。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实验室张文卓副研究员、邹密及李东东对本文成文的帮助。

作者：林梅

编辑：白泽

量子探略——从波尔族徽到易经的奇妙

量子探略——从波尔族徽到易经的奇妙

作者 李占春 《之我精神导论》作者

李占春 量子探略——从波尔族徽到易经的奇妙

从某种角度来说，哲学是科学的宗教。但对于微观世界而言，我们人类一直寄望的哲学，尤其是量子世界的哲学一直千呼万唤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量子世界不是我们正常或普通人的世界，而我们拿着既成的尺子怎可能去度量另个世界呢？更何况量子的本质特性我们的科学家依然不明所以，企图呼唤哲学来助阵就只能是一厢情愿了。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的哲学是人间哲学，而量子哲学则是那神山仙境哲学，因此幻想用哲学来化解量子世界困惑，不过是用弹弓打卫星的一番神话版的愿景而已。话说，这个愿景早在七十多年前，我们的量子先驱就给我们绘就出来了，这便是我们要说的波尔族徽。

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1885年—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曾获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金质奖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通过引入量子化条件，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提出互补原理和哥本哈根诠释来解释量子力学，他还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从牛顿时代开始，关于光是波动性还是粒子性的争论就一直没有消停。第一次波粒大战，以牛顿的微粒说取得胜利而结束；第二次波粒大战，以菲涅耳成功解释光的衍射现象，使波动说取得胜利而收官。1927年，第三次波粒战争在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与海森堡两人中爆发。最终，玻尔提出互补原理完美平息了第三次争论。他认为：波动性与粒子性不会在同一次测量中出现，所以二者在描述微观粒子时是互斥的。就像一枚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无论用什么相机拍照，也只能拍到一面。正反面相互排斥，却又缺一不可。带有浓浓的哲学味道，它连同波恩的概率解释，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共同构成量子论“哥本哈根诠释”的核心，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宇宙的终极认识。

李占春

1937年，玻尔收到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据说当时的玻尔想看京剧，周培源就陪玻尔看了《封神演义》。当玻尔看到姜子牙出示号令，指挥天下英豪及各路神仙时，打出一面带有太极图的令旗，顿时指着上面的太极图大加赞叹，自称他的基本粒子原理、波粒二象性等原理均可用太极图作为基本模式来阐释。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其形状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两条阴阳鱼又各有一个对方的小点，形象表达了对立又互补的阴阳理论，可以说和玻尔的互补理论非常相似了。因玻尔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及贡献，丹麦国王1947年封他为“骑象勋爵”，并授予其荣誉徽章。按照惯例，爵士徽章上应镌刻授奖人的族徽，于是玻尔亲自设计了自己的族徽，并且采用了太极图的元素，还在族徽上方刻下一句拉丁文箴言：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玻尔对太极图的认同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提起阴阳理论、太极图，国人们普遍觉得它是一种玄幻、飘渺的东西，没啥实际用处，甚至会把它和封建迷信划等号，大家更愿意相信科学。然而当人们不断钻研、探索，想要跳出封建迷信的禁锢，却发现当科学发展到了至高至深的地方，居然又回到了阴阳理论，这个祖先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悟出了的真理。西方科学家把《易经》、《道德经》统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尊称《易经》为圣书。在其惊世之作《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指出：“本世纪初和三十年代中期，根本地改变了物理学的整个局面，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各自的发展摧毁了牛顿的宇宙观所最重要的概念。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崛起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诞生。人们从它开始认识到，宇宙是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察者总是必不可少地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他还指出：“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美尽善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在此，嵌有太极图的波尔族徽即是波尔学术精神及量子哲学的图腾。问题是，波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说波尔只是灵感思维对太极精神的认同，而且是无奈的直觉认同。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为其学术及学术存在价值找到唯一的合理注释及归宿地。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本经典著作，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及当代世界发展史上，被越来越多的中外科学家们所重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中说：“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这条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任何物体假如我们能完全测定它在任何一刻时间的位置，那在同一时间，它的动量（即质量乘速度）就无法能固定。对普通一般物体来说，动量不固定，就是速度不固定；既然速度不能固定，那也就无法完全预定这物体将来的路线了。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郭沫若说：“易经是科学的神秘殿堂。”从60年代至今，世界上重大科研成果共有14项，其中12项源于《易经》原理，如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济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

生命的秘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近代科学终于透出声音：从碗豆亲交实验中得出的遗传基本传进规律，发现遗传基因。通过果蝇实验证实基因位于色体上，说明了基因的物质基础。1953年华生和克立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1966年尼伦伯等人破译了全部遗传密码，并制成了《国际普通遗传表》。西方的科学家很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易经》64卦爻象图与《遗传密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直接再现了生命的本质；《易经》能够预测人生，因为它本身就是开启生命密码的钥匙。分析比较：核糖核酸（ＭＲＮＡ）含有腺嘌呤（Ａ）、尿嘧啶（Ｕ）、乌嘌呤（Ｇ）、胞嘧啶（Ｃ）四种核苷碱基，三个一级相联，按数学计算排列组成64个不同的三联体（即遗传密码）经实验结果推得64个遗传密码与氨基酸的对应关系，《国际普适遗传表》的遗传密码适用于一切生物，具有普遍意义。该表从开始往下到4而转到一象终而转到一象终而转到下行左上角，至坤也，与伏羲八卦《先天卦》次序完全相同。第一二三位即天、地、人三才，该表以万物的最一般性法则来预见遗传密码的必然组成及数目和顺序，揭示生物的遗传密码是从无至有，从非密码（太极）变易而生，由简单到复杂衍变而来。用阳爻代表强型苛核苷Ｃ和Ｇ，阴爻代表弱型核苷Ｕ和Ａ，64个密码正好能平均排成八组更集中反映了其联系规律。从生命的本质看，恰恰如此。

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荣格1920年开始对中国《易经》潜心研究，他说，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易经》这本书，当务之急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比如说：“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荣格通过研究，发现“共时性规律”，在特定环境下，找到巧合与外应，他解释了大量的睡梦心理和卦象。在古老的《易经》中找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答案。《易经•泽山咸卦》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天垂象，见吉凶。”这些都是解释感应与心理。荣格通过对周文王六爻铜钱卦占卜思维的研究，分析了人的意识、心理活动总是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和外界发生相互感应，各种不同事物常常会在同时发生间接巧合或联系，能洞察这种现象的人，就能预测出未来吉凶祸福。荣格高度肯定《易经》的伟大之处，他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是是二进制的主要发明者之一。莱布尼兹兴趣广泛，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数学、哲学、逻辑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语言、法律及神学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兴趣的触角也伸向了中国。从年轻时候起，他就通过广泛阅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1697年12月，在与法国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莱布尼兹阐明了自己的二进制观点与设想，并希望白晋把它推荐给康熙皇帝。同年11月，白晋回复了一封长信，让莱布尼茨十分震惊。白晋在信中说：“你不应该把二进制视为一门新科学，因为中国的伏羲早已发明了。”他建议莱布尼茨用中国的六爻来说明二进制,并附寄了伏羲六爻图。1703年4月1日，莱布尼兹收到了这封信，并看到了伏羲易图。1703年5月,莱布尼茨在复信中谈到了二进制与伏羲卦爻,并且他深感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伏羲是中国科学的创始人，卦爻图是科学史上最古老的里程碑之一。之后，莱布尼茨发表了著名的《论二进位制算法》。他完成了上述那篇递交给法国科学院的论文，《关于仅用0与1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孔子》”，二进制中的0和1，就相当于《易经》中的一阴爻一阳爻。当然《易经》阴阳概念，所代表的事物，远远不至于二进制。莱布尼兹不但阐明了二进制，而且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八卦。他为几千年前中国圣人的创造与自己的发现相一致而高兴，并为自己解开了《易经》之谜而欣喜若狂。时至今日，二进制已经广泛运用到计算机等科学领域内。所有计算机数据和文件的储存和处理，都是用二进制。计算机网络的数据检索，应用越来越广泛，而数据检索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二叉树”。《易经》八卦生成，恰恰表达了二进制原理。

众所周知，《易经》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易经》在西汉时期就被列为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秦始皇焚书时亦不敢毁伤它。孔子在《系辞传》中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远古的伏羲氏之“始作八卦”，乃起于观察，普遍观察天、地、人、物以后，归纳所得，制作为八卦的思想符号。这正是哲学思考的程序，由眼前自然现象出发，经观察、综合、比较而得出万物的共性，然后归纳创制出象数以代表此共性。这段文字前句言八卦既为归纳万物之共性而产生，故能“通”万物之德(“德”言德性)；后句言以其通万物之性，故能就万物之情实而予以区分种类(指八卦分别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类)。何为《易》？一是变易，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天地运行，寒暑交替，人生物死，没有竟时。二是简易，一阴一阳，就囊括了万种事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男就有女，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三是不易，别看世间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变，哪样东西不变？规律不变。月盈则亏，日午则偏，物极必反，这便是一切事物的规律。谁能逃得出这规律？除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易》经过先民千万年的生存实践总结，蕴涵含着深刻的自然法则和朴素的和谐、辨证思想。

如上所云——“易”有变易（事物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永恒不变）三义，相传系周人所作，故名。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周易以高度抽象的六十四卦的形式表征普遍存在的双边关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并附以卦爻辞作简要说明。传说周文王演周易，其背景是周文王与商纣王之间的斗争。因周有周密、周遍、周流等意，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谓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因为易有三，所以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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